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基于学术论文的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期刊网和web of science中国作者的论文数据,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从研究热点、学科分布、合作网络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过去与现在,并对未来进行了预测。分析表明:过去20余年中,中英文研究热点各异,中文文理学科交叉少,合作网络也不多,而英文则涉及更多环境学科等交叉研究,合作网络密集,研究群体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这两年中,中文论文中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研究已占鳌头,英文学科交叉依然明显,而中文合作网络虽有增加但数量依然较少,文理学科交叉更是有待推进。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将会有更多学者从事城市治理研究,而政府、高校以及国家有关资助机构若能给以进一步支持,则更会推动城市治理研究的繁荣。

环保约谈管用吗?——来自中国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证据

本文以因大气污染问题被环保部约谈的14个城市为对象,选取对照组城市,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环保约谈在当地开展后一个月、三个月与一年的效果。数据分析表明,环保约谈对被约谈地区空气质量指数(AQI)的改善效果不佳,对SO2浓度的改善效果明显,对PM2. 5的改善效果随时间增长而显现,对PM10、NO2和CO的改善效果不明显,而O3的浓度不降反升。建议进一步巩固环保约谈制度基础,强化地方政府责任主体地位,健全自上而下压力体系;在环保约谈中强化空气质量整体改善的意识,而不是仅关注被考核污染物指标或关注度较高的污染物指标;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程度,拓宽媒体公众参与渠道,健全自外而内的压力体系。

重大应急事件封闭管理下的城乡政区边界治理逻辑

重大传染病等应急公共卫生事件的肆虐常常始料未及,如何及时有效控制疫情的快速扩散,切断传导或传播途径的“封城”“封区”等空间封闭管理,成为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关键举措。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举措,空间封闭管控与政区边界紧密相关,然而依托政区边界进行封闭管理还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尤其对以高复杂性与高流动性等为主要特征的超大特大城市而言,挑战更大。在阐释政区边界的属地化和一体化功能及其效应基础上,辨析了行政管控和社会主导的驱动机制,划分了政区边界治理的四类模式并提出了优化路径。

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问题

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各地城市治理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迈上新台阶依然任重道远。为此,应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顶层设计,系统整合相关治理资源和要素;加快建立更加科学的标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的精准性;充分发挥数字治理的优势和潜能,重视个体、局部和细节;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实际问题,发展和应用更加丰富多样的治理技术。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超大特大城市基层政区治理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超大城市成为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载体,然而超大特大城市由于其高度的流动性、变动性、复杂性、风险性等特征,使得基层治理往往由于缺乏空间协同机制而变得捉襟见肘。行政区划作为空间治理工具,不仅可以助推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在论述现代化进程中超大特大城市重要性基础上,对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政区的治理困境和优化路径进行了探讨。

基于“群体-行为-绩效”框架的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研究——以上海市S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相比由房屋产权衍生的社区利益关系所驱动的社区治理模式,在当前租售并举的住房模式下,如何有效调动无产权的租房群体参与到公租房等社区治理实践当中,既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又是亟待突破的社区治理理论困境。本文通过梳理上海市S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以及居住群体特征和诉求等内容的调查分析,借鉴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构建了"群体-行为-绩效"(GCP)分析框架,即以社区居住群体特征为基础,明确群体的行为诉求,以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和社区服务满意度为治理绩效评价指标,进而重塑城市新型社区治理逻辑框架。研究表明,虽然S公租房初步确立了社区治理结构,但针对居民有意愿参与社区治理,比较看重基层组织、认可市场组织、认同自我管理,要求建立社区治理网络平台以及愿意接受社区守则等诉求,社区治理当中还应充分考虑居住群体的行为诉求,在租购并举的住房模式下实现城市新型社区的善治。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一项历时性的多维度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城市社区经历探索、转型、建设和治理四个阶段的发展,构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和发展图景。其中,社区自身的定位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中的辅助组织转向法定的基层自治组织,进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推进的基础单元;社区的核心功能从改革前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有限服务转向探索并建设适应于政府和社会双重转型过程的城市基层服务体系,进而推进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体制性转换;发展重点从着重于改善服务设施转向持续性地推动其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并赋权增能于居民和社区组织主体,从而发掘和激活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推进路径则沿循地方实践—经验采集—政策创制—试点探索—成效反馈—顶层设计—整体推进的清晰思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特色道路彰显了宏大的现实蕴意和深刻的时代价值,也昭示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走向和前景。

超大城市基层应急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超大城市的基层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实际考验中,发挥了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和谐和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作用。当然,与基层应急治理现代化目标而言,也面临诸多挑战。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基层应急治理为案例,分析了目前基层应急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并从三个方面十个举措提出了推进浦东新区应急治理体系优化的路径。

社区信息化治理形态研究——从数字社区到智慧社区

[目的/意义]智慧社区是社区信息化进程中演化出的新形态和新概念,其相关研究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方法/过程]因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智慧社区相关的国际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结果/结论]本研究从概念内涵和研究范式明晰了社区信息化发展研究脉络,并进一步总结了智慧社区研究的动力机制、议题关切和热点趋势,以期为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和可持续的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基于“创新-理念”框架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以上海市为例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数字治理理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历程以“新技术体系”“新政府体系”“新治理模式”三个要素为特征,并进一步结合公共部门创新的理论视角,形成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理念”框架。基于上海的案例分析,发现中国情境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具有渐进调适的特征,在创新维度上逐渐实现技术向度、组织向度、社会向度的组合,在理念维度上逐步叠加运行向度、服务向度、参与向度。面向“数字中国”建设,建议进一步重视渐进调适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序规划长期发展,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驱动、理念支撑、科学布局。

从增长锦标赛到治理竞赛:我国城市治理方式的转换及其问题

在增长锦标赛向治理竞赛的转变过程中,城市政府的政策目标、政策网络、评估手段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主要是由纵向政府间的激励机制与压力机制的改变决定的。在城市治理竞赛中,发包制被削弱,而科层制得以加强;条块竞争压力加大,属地兜底的特征突出。作为核心的竞赛规则,当前的指标化、数量化评估体系难以适应卓越导向型的城市治理目标。在科层压力与指标化的不当诱导下,城市治理创新普遍难以有效地容纳公民与社会参与,凸显了内卷化特征,需要通过体制机制调适、评估方式更新、治理理念转变等手段予以纠偏。

自治还是治理——城市小区治理的认识逻辑

当前中国城市小区治理面临着重重矛盾和问题,已经影响到城市基层社会的秩序。城市小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反映了理论认识的混乱,集中表现为围绕住宅小区内部究竟是小区还是社区、是私人的集体空间还是国家的公共空间、是业主集体治理还是国家治理,以及小区自治是业主自治还是居民自治等问题产生的分歧。在市场经济时代,基于财产所有权的业主自治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尊重业主自治意味着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业主自治起决定性作用,居民自治起支持和辅助作用,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发挥指导、监督、保障作用和承担公共管理职能,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是化解城市小区治理困境的关键。

从“抓亮点”到“补短板”:整体性城市治理的障碍与路径

根据政策难题的结构化和治理过程的开放性程度两个维度,将城市治理短板分为四种类型。中国城市从"抓亮点"到"补短板"的治理转向,反映出城市治理面临深刻转型的历史背景。但是,中国城市治理仍然无法突破传统路径,沿袭了"抓亮点"的风格治理城市短板,带有项目化治理设计、单向化政策机制、单一化治理主体的特征。城市治理创新走出"内卷化"困境,需要重视治理理念的本地化调适、治理机制的创新改进以及治理体系和主体的拓展等几个问题。

迈向安全韧性城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挑战与应对

刚性治理是我国城市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技术逻辑,在历次危机治理与政府体制的动态调整中,这种刚性逻辑趋向强化,造成公共危机治理体制与复杂性危机治理需求之间的失衡风险,并凸显出我国危机治理体系碎片化、机制常态化、手段单一化等刚性特征,深刻反映了我国公共危机的复杂性特征与治理的棘手性。韧性治理是对我国公共危机刚性治理限度的超越,是提升我国城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效能的可行路径。可以从制度、组织、技术三个层面构建公共危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和治理策略。制度韧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体系,体现的是以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所组成的协作治理系统所具备的稳定力、恢复力和适应力;组织韧性是政府等组织实体在结构与行动两个维度的韧性,表征为可靠性和弹性在结构和行动中互相结合;技术韧性是刚性技术与弹性技术的有机统一和紧密耦合,是组织韧性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是与制度和组织适配的危机治理“抓手”。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韧性治理机制的设计与实现,不仅关乎我国城市治理危机治理绩效,更是走向安全韧性城市的必由之路。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城市更新和风貌保护的城市设计与城市治理实践

随着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及风貌保护要求的提高,城市设计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上的作用也进一步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章探讨了城市设计在不同规划层面的特点,提出城市更新和风貌保护的城市设计思路与方法,并通过城市旧区及历史街区、郊区老城及古镇、风貌道路及滨水廊道等线性公共空间、工业区转型更新四种城市更新类型的实践案例来诠释基于城市更新和风貌保护的城市设计与城市治理的重要性,以及规划师如何运用城市设计方法搭建政府、开发商、设计师和市民等多方协调平台,以实现共治共赢的城市治理。

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以上海十城区为例

文章基于前期对于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理论内涵的研究,从施压力、承压力、调控力三个方面构建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基于2006-2015年间上海区县级统计数据,进行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分析上海各区域公共服务承载力的发展规律和区域特点。文章发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承载能力虽然受到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等施压力的影响,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承压力和调控力的水平,取决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以及城市治理的水平。因此,在城市快速发展与城市病的治理过程中,应更为重视通过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城市治理水平的提升,来改善和解决各类城市发展问题,而非片面强调对城市人口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刚性控制。

专栏导语:作为环境治理创新的环保督察:从定性到定量研究

如果谈及改革开放以来环境治理中的创新,那么环保约谈和环保督察应该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先说环保约谈,最早的行政约谈实践肇始于税务部门,此后在工商管理、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广泛应用(吴建南等,2018)。2014年5月环保部出台《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明确环保约谈是指环保部或环保部与组织、监察等部门依法对于环保职责“未履行或履行不到位”的有关负责人进行“告诫谈话、指出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的行为。

邻避回馈制度的民众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35座城市民调数据的实证分析

邻避回馈制度是邻避冲突实现制度化治理的标志性制度设计,其建立实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民众接受度。民调数据显示,我国邻避回馈制度的建立实施已经具备良好的民意基础。就其关键性的影响因素而言,相比于政府治理绩效与民众环保意识,政府公信力与风险管控技术是影响民众邻避回馈制度接受度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风险管控技术的成熟是民众接受度提高的必然路径。就未来政策推进方向而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应该成为邻避回馈制度实施的试点城市。

社区基金会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基金会已经成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力量。社区基金会生成与推进是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演化的结果,得益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体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发展过程。经过不断的发展,现阶段的社区基金会已经在动员社会资源、构建社区自治与社区共治、拓展社区参与平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社区基金会需要在理顺基金会与政府关系、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加强特色创新等方面加强建设,以期更好地体现出社区基金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