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关系儿童自身健康成长,也关系家庭幸福乃至国家未来。本文通过对东部江苏省、中部安徽省和西部甘肃省农村留守儿童现状与关爱服务供需情况调查发现,就学升学两难、随迁成本高、家庭理念因素等是造成农村儿童留守的主要原因。同时,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在供给内容、供给主体、供给方式等方面还存有短板和挑战,建议完善制度、明确重点、凝聚合力,优化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供给。

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OLS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老年人群体使用智能手机对其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显著提高其消费水平,这一效果在60—79岁、上过中小学、生活在城市和东部地区的老年人群体中更为明显。对于不同类别的消费而言,影响的边际效应从大到小依次是文化娱乐消费、水电气、物业、交通、通讯费用、日常饮食消费、医疗费用。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促进其消费水平的主要机制在于提高了其就业的概率,促进融资意愿,提高其主观福祉和生活质量。建议未来老年政策着力点应聚焦于帮助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就业、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关注心理健康。

大变迁时代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中国实践”——基于年龄、时期、队列的视角

以实证研究考察社会变迁进程中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多重形态。从年龄、时期和队列三维视角分析发现,队列趋势主导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城市化水平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障持续完善间接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改变,这一特点在“50后”中表现最为显著。在时期层面,国民体育锻炼参与程度自2010年开始持续提升,2013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除整体走向与政策实施、重大事件的发生周期基本吻合外,国民收入水平提升是重要外生力量。从个体生命历程判断,随年龄增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逐渐降低是一个共性规律,但下降过程中呈现2个不同的速率阶段。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呈现代际的趋同和分化,“60后”“70后”“80后”是驱动城乡趋同的主要力量,性别趋同集中表现在“50后”“60后”“75前”群体中,由高等教育福利获得的机遇差异可能是导致新老代际分化趋势扩大的重要因素。

北京地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及对策研究

当前,北京市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规模满足需求、结构更趋合理、发展态势良好的教师队伍,其中高校青年科技人才规模和结构同增。然而,北京地区高校青年教师的总体工作满意度仅处于一般水平,最不满意的是收入福利与工作评价。同时,青年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教学专业化水平低、缺少高层次人才、青年后备人才培养薄弱、现有人才政策对青年支持不足、薪酬激励机制不健全、职称晋升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建议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健全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突出高层次人才和后备人才培养,完善薪酬体系,完善考核晋升和职称制度,推动北京地区高校青年教师全面发展。

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整合照料理论,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出发,以老年群体对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主观意愿为出发点,结合近年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政策走向和各地对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调发展的创新实践,尝试构建本土化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机制模型。在政策上,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发展思路从“板块式”转向“协调式”;在实践上,北京、上海等地探索出养老服务资源机制协调与服务协调的实践经验。该模型包括资源供给层、资源配置层和资源接收层,资源供给层强调将政府、市场、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下沉至家庭“最后一公里”;资源配置层包括资源配置模式和资源配置载体两大维度;资源接收层以老年群体为核心,共同为老年人提供综合连续、方便可及的服务。

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特征变化及其对就业的影响

选取2011—2019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特征变化及其对企业就业人员数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由劳动节约型转变为资本节约型,在长期表现为中性的特征。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提高会促进员工整体数量增加,在就业结构上会降低生产人员和未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数量,增加技术人员和接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数量,这也体现了技能偏向性的特征。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企业就业人员数量的影响在不同类别、不同时段和不同研发投入强度的企业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特征变化产生的结果。因此,应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低技能劳动者技能水平,促进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以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银发经济:观念演进、政策脉络与现实挑战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其本质是在老龄化社会中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力量调整供求关系,从而适应新人口形势下的经济发展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老龄事业不断发展,相关产业政策日益健全,发展思路从分散走向协同、从政府供给走向权责明晰。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多层次银发经济供给格局正在形成,但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矛盾、质量偏低等问题。站在人口老龄化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历史性交叉点上,需要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聚焦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通过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统筹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老年人休闲活动与心理抑郁的关系研究

休闲活动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老年人休闲活动和心理抑郁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基于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使用HLM回归模型对休闲活动和老年人心理抑郁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有三成以上老人自评处在心理抑郁状态;运动类、社交类、技巧类休闲活动均能显著降低老年人心理抑郁的风险,但效果存在差异。政府应鼓励老年人多参加休闲活动,为老年人开展休闲活动提供空间和物资保障,积极促进健康老龄化。

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乡村数字化进程,在提高生产要素匹配效率、提供更优质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增加了民生福祉。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实证分析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村庄设有电商服务站或产品代售点能够使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提高0.102个单位。机制分析表明,电子商务发展会推动乡村数字化进程、促进农民增收,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乡镇间的距离在电子商务与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贫困村、中西部地区、未加入合作社、45岁以下或60岁及以上的农村居民,其生活满意度相对更能受益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社区禀赋、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

本文试图发展“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分析框架,以分析探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可能路径。借鉴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聚焦城乡社区这一基层分析单位,从嵌入性和资源依赖性视角出发,分析城乡社区在特定禀赋条件下的环境特征、资源依赖特征、社区运作重点、存在的问题及治理水平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特定禀赋条件下社区发育程度及与之相匹配的社区目标价值;最后将社区禀赋、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进行对位匹配,形成全新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城乡社区的禀赋优势、目标价值及治理方式密切相关,三者的对位匹配将有益于治理有效性的提升,错位匹配将导致治理低效、治理失效甚至无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应根据基层城乡社区的禀赋优势特点及目标价值需求,对位匹配相应的治理模式,如此方能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银发经济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在探索应对人口老龄化路径的过程中,普遍选择了发展银发经济。本文梳理总结了国外完善银发经济政策法规体系、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支持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转化、健全质量标准和服务规范、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就业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并建议进一步强化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优化完善社会资本、研发转化、标准监管、社会参与等重点环节支持政策,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壮大。

全面开启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新征程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而是在始终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指导之下,在社会体制与社会建设层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本报告尝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一个由"理念—体系—机制—能力"构成的整体性理论与政策框架,实现社会主义人民社会。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是一个亟需认真对待的复杂性治理问题,并不能期待一蹴而就,具体体制机制设计需要在顶层设计与治理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探索、改革与完善。

共享经济分析框架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近年来市场中产生了很多的共享经济模式及产品,共享经济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公共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出发,对共享经济的产品特征、价格机制、交易成本、社会福利、政策选择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共享经济的一般分析框架,并且以共享专车为案例分析了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参与方的行为,特别是对政府政策选择的演变过程、原因和结果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总结出了一些对于一般共享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行为选择有政策意义的结论。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本研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围绕农民工劳动力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城市化、人的权利的城市化,以机制分析(劳资协商机制、成本分担机制、社会参与机制)为核心,以政策问题(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选举政策)探讨为重点,以农民工就业、公共服务、落户、子女教育、住房保障、选举等为主要研究问题,梳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相关机制和政策,并深入剖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阻力来源与内容。在此基础之上,给出了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中国诚信社会建设的意义、困境及对策

诚信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思想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更高质量的诚信建设。建设诚信社会是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但部分个人、商业和政府仍存在一些与之不相匹配的诚信滑坡问题,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亟待提高。本文认为,在推进诚信社会建设的进程中,要加强诚信教育,修复诚信观念的缺失,鼓励并引导每位公民自觉树立诚信道德意识,强化诚信行为,同时利用社会信用体系将诚信制度化,将道德意识与制度规范有机融合,互促诚信社会建设。

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的成就、历程和经验

新中国70 年社会建设是不断奋进的70 年,也是硕果累累的70 年。在站起来的时期(1949—1977 年),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资本社会向劳动社会的转变,人民全方位当家作主。在富起来的时期(1978—2011年),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在强起来的时期(2012—2019 年),习近平同志坚持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善社会治理新格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创业带动就业政策的社会影响研究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对解决国计民生的就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2014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创业带动就业政策,如改革商事制度简化创业手续、简政放权、财税支持降低创业门槛、鼓励创业投资和扶持众创空间等。目前,创业带动就业政策带来不少积极的社会影响,主要包括产生了大量就业岗位,让人们有更多机会参与经济活动;带来了增收的希望,提升创业者的社会阶层,同时优化社会结构和助推城镇化;有利于提高长期报酬,让人们在创业和就业中实现自身价值,增进社会融合。为此,建议进一步简政放权,完善创业政策体系,降低中小微企业用工成本,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创业扶持,从而营造更加良好的创业环境,增加创业的社会效益。

习近平收入分配思想研究

习近平收入分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习近平收入分配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关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集中丰富和发展了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和共同富裕三大理论板块,其中,按劳分配是“体”,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用”,共同富裕是“魂”。理论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发展。习近平收入分配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时代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思想,应当着眼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深化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军队和社会组织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健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实施相关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不断向共同富裕迈进,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福祉社会、幸福社会。

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变化及其应对

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稳定的前提,是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得以有效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先构筑心理防疫“墙”。本文分析了我国社会心态变化的“四大趋势”和“四大困境”,对新冠肺炎疫情下侥幸、恐慌、愤怒、围观和猎奇等五种负面社会心态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当前,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升信息传播透明度,提高舆情处理能力,强化公众科学素质培养等。

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带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