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公司治理原则》与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要求差异研究

目前,我国通过证监会、银保监会的监管制度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约束。相关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基于我国实践,另一方面参考了《OECD公司治理原则》等国际标准。2015年OECD对《公司治理原则》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并于2019年发布了对其49个参与成员公司治理情况研究的《概况手册》。经与新版《OECD公司治理原则》对标,在该原则着重关注的六个方面,我国监管制度已基本涵盖,但在注重沟通及沟通渠道、市场参与者等方面,我国监管制度尚存在进一步细化的空间。

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高质量发展研究

我国银行业正在经历从量变向质变飞跃的转型过程,公司治理的水平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速度与效果。当前,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存在着制衡机制效力有待提升、信息披露不够主动以及数据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本文通过概述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现状,从强化制衡机制、完善信披和系统机制以及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等方面提出公司治理高质量发展建议。

上市公司主动信息披露行为的博弈分析

本文从同业竞争的简单博弈模型出发进行分析,得出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好消息"但不主动披露"坏消息"的结论。而后,对市场监督机制存在的情况下对上市公司主动信息披露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得出了市场可预测与不可预测情况下上市公司的纳什均衡。最后,对外界监督压力存在的情况进行了博弈分析。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主动披露"好消息",但主动披露"坏消息"的行为则随约束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增强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提高上市公司对声誉的依赖性,提高监督效率,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的覆盖面,对提高上市公司主动信息披露行为会起积极作用。

平台型领导:多维度结构、测量与创新行为影响验证

平台型领导是以组织环境动态化和知识型员工崛起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新领导模式之一,其特色在于领导者通过构建共同的事业平台以促进下属、领导者以及组织共同成长。针对平台型领导,目前研究尚停留在概念讨论阶段,欠缺具有一定信、效度的工具来测量这一概念,而在将管理经验上升为管理科学以进一步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量化测量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的研究旨在构造平台型领导的测量体系,基于扎根理论方法开发出以"包容"、"个人魅力"、"变革规划"、"平台搭建"、"平台优化"、"共同成长"为中心范畴的平台型领导构思模型,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了这6个维度的内容效度,开发出包含25个题项的平台型领导专用行为量表;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效度做了进一步验证,最终确立二阶六因素的平台型领导最优测量模型。利用平台型领导专用行为量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平台型领导对于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以及基本心理需要在其中扮演的部分中介作用。

党建引领治理优化 工行树立公司治理市场标杆

2018年新年，沪港两地的工行投资者欢欣鼓舞截至2017年末，工行市值表现达到近10年最佳，比年初增长47％，稳居中国上市银行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