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死刑核准权,彰显尊重生命权——访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胡云腾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司法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进行之中。近日,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刑法学家胡云腾教授。现刊出,以飨读者。

网络游戏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判定研究——以游戏“换皮”的规制为中心

网络游戏“换皮”现象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司法实践中存在视听作品、图形作品、汇编作品、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保护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等多种规制路径。网络游戏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协同性表达,而游戏“换皮”恰恰就是对该协同性表达的侵占。从著作权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字作品、计算机软件作品对非字面内容的著作权保护,为网络游戏的保护提供了有益启示,对网络游戏的保护应当“穿透画面”。网络游戏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判断,可以在区分思想/表达并过滤不受保护的要素后,基于游戏作品类型和特定内涵进行整体比对。将网络游戏设立为独立的作品类型可以弥合分歧增进共识,激励网络游戏产业发展,同时降低司法裁判成本。

加密资产的属性及其刑事风险研究

加密资产属于第二代虚拟财产。加密资产以去中心化技术为支撑,具有匿名性、不可篡改性、跨境跨平台流转的方便性等特征。围绕加密资产的分类和属性,以及针对加密资产的监管模式,各国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我国加密资产监管制度经历了从部分禁止到全面禁止的过程。加密资产有可能被利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传销犯罪和知识产权犯罪等刑事法律风险。在未来,我国应当围绕监管和责任两个关键词,制定《数字资产法》,实现与《民法典》第127条的衔接,并探索构建数字刑法体系。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指导性案例旨在通过后案法官对其的具体适用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指导性案例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其属于司法解释的一种新形式,具有法律约束力。与解释、规定等传统形式相比,指导性案例最接近法律解释的一般意义,其包括指导规则和裁判文书,后者作为说明前者适用的具体情形而存在。发布指导性案例,既有利于及时统一法律适用,又充分调动了法官科学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宪法文本中的“社会公德”条款及其公私法应用

道德的立法和司法应用,不应纠缠于道德和法律的宏观理论,而应在客观存在的多元道德之间,根据宪法文本的价值选择相应赋予其效力,并在个案中权衡适用。我国宪法坚持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其所提倡的社会公德主要指制度道德,给予伦理道德有限尊重。由于制度道德与宪法价值重合,社会公德在公法领域并未有独立的适用空间。在公法领域应该揭开社会公德的面纱,认真权衡取舍社会公德所代表的社会及公民权益及其限制的社会及公民的权益。在私法领域,制度道德所体现的人的主体价值是对私法自治的限制和弥补。

研讨一:中国理论的独特价值

近年来，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民主政治失灵、社会问题突出，一度在中国盛行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民主理论、普世价值理论等思想理论也渐渐失色。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也让我们对指导自身实践的理论越来越自信。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注理论、重视理论，从来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不是自娱自乐，不是孤芳自赏，甚至都不主要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要看它指导实践是否管用，是否能“改造世界”，并且改造出一个好世界。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研究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要课题。地方法院对该项制度的实践及其成效和问题,成为准确定位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科学评估审判权运行机制状况的注脚。以此实践层面的地方改革和理论层面的定位评估为基础,进而优化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外在环境,以最终实现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有效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之目标。

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初探

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条红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作为社会治理机制的个人信息:公共化及其公法保护

在现代社会,个人信息存在着个体权益、商业要素与国家工具三重维度。这三重维度在实践中演变为“个人信息的商业化利用”与“基于个人信息的社会治理”两项议题。贯穿其中的核心在于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随着《民法典》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旨在避免私主体侵害的个人信息私法保护虽较为成熟,但对于防范国家不当处理个人信息的公法保障却远未形成。由于基于犯罪记录的犯罪记录制度、基于信用信息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基于健康信息的“健康码”制度的相继出现,基于个人信息的社会治理机制正式形成。个人信息的公共化成为趋势,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对此,在个体层面,需要“公共化个人信息”的再次个人化,并在《宪法》上寻得其权益来源;在国家层面,则要从“公共化个人信息”本身和经由“公共化个人信息”所构建的限制性规范两方面,来限缩国家可能的过度收集与不当使用。

读者个人信息权利救济的困境、成因及策略

文章指出我国读者个人信息权利救济存在救济渠道狭窄、救济效果难以保障等困境,原因在于救济规则缺失、图书馆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权责不统一,以及救济机制不完善,据此提出读者个人信息权利救济机制完善策略,即推动构建读者个人信息权利救济规则体系,推动权利关联主体“权责统一”,构建行政监管和救济机制。

论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界定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的规定存在范围过窄或范围不明确的问题,背后根源在于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的界定标准尚未达成共识。“贡献度说”明确了不同数据价值区分的根本原因,符合分配正义的要求,也有利于实现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利益的平衡,以其作为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的界定标准较为合理。基于贡献度标准,直接数据和观测数据的产生主要源于个人的贡献,因而属于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衍生数据的产生主要源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劳动,个人对其贡献较小,因而不宜作为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匿名数据由于不属于个人信息,因而也不能成为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

论认罪认罚从宽与减刑的制度衔接

认罪认罚作为衡量犯罪人人身危险性降低的依据,需要以其从审判到执行阶段的一贯表现作为支撑。立足刑事一体化的视角,整合影响犯罪人刑罚裁量的各种因素,将认罪认罚确立为判定犯罪人减刑幅度的独立考量情节,并将“量刑协商”转变为“减刑协商”。这样不仅能在实体上给认罪认罚的犯罪人更多优待,而且能在程序上实现检察机关减刑协商权、审判机关减刑裁量权与刑罚执行机关减刑撤销权之间的有效配合与制约,并通过减刑撤销机制确保认罪认罚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阶段保持良好表现。

尽心履职 助力困境企业“涅磐重生”

本系列报道旨在深入揭示人民法院在开创破产审判新局面中的积极探索与责任担当,以及其在全面激发社会发展内在活力方面的生动实践。通过对破产司法实践的深度剖析,我们评估了相关措施的实施效果,反映了制度变革的迫切需求,并汇聚了人民法院在破产审判领域的智慧成果。这些法治故事不仅生动展现了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发展现状,更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对破产工作法治化理念的深刻领悟与精准把握。它们彰显了我国在破产法实施中坚持市场化导向的不懈追求与创新精神,同时也是中华大地上破产法治实践的真实而鲜活的记录。

裁判文书多元评价机制研究

裁判的可接受性是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内在要求,它是沟通法律与社会生活的桥梁。以人民群众的视角研究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体现的是裁判文书的社会治理功能。本文从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评价机制入手,通过实证分析法对现有裁判文书评价标准进行实证研究,初步得到“法律职业群体与普通社会公众对同一份裁判文书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的基本结论。分析裁判文书社会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着重分析司法公开的改革背景和多元评价机制并存的现实状况以及类案检索与统一法律适用冲击下对裁判文书可接受性的具体影响,并依托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对“商谈型司法”的理论框架和制度定位进行理论搭建,最终提出构建商谈型司法的三圈层场域,并针对每一场域提出构建商谈型司法的具体实践出路,以期能不断强化裁判文书的社会治理功能。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司法确定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5条以一般规则的形式宣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确立。抓紧落实惩罚性赔偿是知识产权司法面临的重大课题,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其中的主要问题。基数难以确定,倍数的确定缺乏统一标准,法定赔偿滥用,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酌定赔偿适用混乱,地方性裁判指南规定的数额标准不一致导致"类案不同判"等,都是当前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中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准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侵权获利或者许可使用费倍数作为对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推定;明确实际损失的构成,在损失计算方法上适当借鉴域外经验;统一侵权获利的确定标准,同时考虑技术分摊问题;明确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明确许可使用费确定时的考量因素;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不应包括权利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酌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的法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综合考虑刑事罚金、行政罚款、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规范地方法院裁判惩罚性赔偿案件数额标准不一致的情形。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法治是成熟定型的制度形式,法治的规范性、民主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使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突出地位和作用。中国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必须着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力依法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法院“智慧审判”的新发展与新展望

近年来,随着人民法院信息化3.0的深化完善,信息化建设对中国司法审判的辅助作用越来越凸显。卷宗电子化随案生成等“智慧审判”的基础性工作扎实推进,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事务性工作逐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审判系统对法官的辅助功能不断完善,移动办案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信息化建设地区发展不平衡、业务与技术“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法院内外部数据的互联互通仍不够顺畅,大数据应用仍有很大空间,信息化建设的理念还需进一步向审判延伸,让信息化真正成为法官办案的好帮手。

中国信访制度历史源流考评

信访制度颇具中国特色,因而对信访制度的历史源流加以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信访制度在我国经过几千年的积累,除发展了登闻鼓、邀车驾等多种形式的信访制度,还发展了对信访进行甄别和约束的完善机制。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对信访制度的设计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信访正是由儒法两大板块交界处和分裂处产生而有着两个方向的发展。与此同时,权力配置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乡土秩序的生活环境也为传统中国的民众配合甚至超越信访制度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人民法院反家暴试点工作回顾暨《反家庭暴力法》适用研究座谈会综述

2016年6月29日,由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办的"人民法院反家暴试点工作回顾暨《反家庭暴力法》适用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座谈会旨在展示人民法院对推动《反家庭暴力法》做出的贡献,表彰反家庭暴力试点工作先进个人,并就人民法院适用《反家庭暴力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理论研讨。与会代表围绕反家庭暴力试点工作和《反家庭暴力法》适用情况,特别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如何避免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引发刑事案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分享各自的应对策略。

个性化推送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个性化推送作为互联网时代商业中的常用营销方式,面临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质疑。在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件中,司法需要对该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判断。本文结合个性化推送在技术上的实现路径,认为正常限度内的个性化推送可以被允许,但同时提议通过采取“数据隔离措施”以及“具象化限制措施”作为在司法纠纷中判断个性化推送是否侵权的参考依据,以此为个性化推送行为厘清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