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让供销社重新“苏醒”

如今的供销社,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是一种面向乡村实际需要的、更加灵活的乡村服务体系2.0版本。在我国,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曾一度“销声匿迹”。然而,近年来,以综合改革为突破口,聚焦强化为农服务主责主业,供销社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焕发新活力。

浙江美丽乡村与天台三井文化

浙江天台山地区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和合文化之乡”与“中国和合文化传承基地”。作为当地“农业产共体”的龙头,三井村的模式已成为打造乡村发展“新引擎”的典范。“展和合之韵,绘乡村之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辩证运用“和合文化”理念去解决问题、调和各种关系,对于挖掘并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瑞安模式的文化渊源

作为全国首家集农村金融(融)、农产品生产(产)和流通(商)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村合作组织,18年来,瑞安农协始终坚持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模式,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数据显示,瑞安农林牧渔产值从曾经的18.2亿元增至如今的45.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翻了两番。知来时路,方明前行途!为什么历史选择了瑞安,为什么恰恰是这片热土孕育出“产商融”的“三位一体”思想,有其文化渊源。

产商融三位一体在东亚

日本农协创造了一个属于东亚模式的农业发展奇迹:它把曾经遍地的小农阶层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庞大的工业化实体与市场进行博弈,不仅实现了农业自立,甚至还实现了农民富裕。这也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在世界贸易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固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寻求并探索适合于自身的农业发展模式成为关键。

农商行: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

无论是进行体制改革还是组建农商行,农村合作金融都必须回归本源,回归“三农”,回归小微,回归县域。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和投入。农村合作金融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台农商银行服务“乡村振兴”2014年12月23日,天台农商银行正式挂牌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天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三井村:美丽乡村的浙江样本

近年来,遂昌县立足资源优势,通过打造“三创共融”的生产共同体、“三乡共建”的生态共同体、“三治共享”的生活共同体,推动乡村生态、生产、生活的系统性重塑,这实际上也与浙江的“三位一体”理念不谋而合。

日本农村金融体系的本质

农业发展与金融增值不应是两条单独发展的平行线,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统合起来,同时提供相应的商业服务支持,并通过产商融“三位一体”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的稳定发展。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成为亚洲最早开展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国家。通过借鉴德国等欧洲先进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经验,日本逐步构建起一套以小农户为主体的“东亚模式”农村金融发展体系,并在低于欧美国家整体经济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实现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日本农村的“产商融”财团

日本农协这个财团体系的形成,除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之外,商业文化的必然性也无法被忽视。实际上“,产商融”三位一体是东亚经济模式的普世价值。近年来,关于日本农协的研究逐渐受到国内的关注与重视,只是绝大部分仍然将其发展历程、组织、功能及经验视作研究重点。实际上,伴随着日本农协形成了一个包括地方性组织和全国性组织在内的完整体系后,传统意义上的农协组织已经逐渐“财团化”了。

日本农协的综合商社属性

以JA全农的成立为标志,日本农协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成为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日本农业综合商社”。通过遍及全日本各个角落的机构和广泛的业务活动,其在农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综合商社模式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日本农协同样如此。经济危机下的农村自救组织1920年1月,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复兴,当时的日本政府明确鼓励并扶持产业组合(日本农协前身)的形成与发展,并开始允许其同时经营流通业务和金融业务。此前兼营二者是被禁止的。

用商权为农业筑就防护堤的日本经验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本在于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缩小城乡、区域、群体发展与收入差距。在这一方面,日本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值得探究,如今日本的农民早已是“生活在农村的市民”。

日本乡村振兴的“静冈·三井模式”

农民是不可能在纯粹的农业生产领域中获得社会平均收入的,只单纯地解决种植、生产和销售端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形成“一套让专门做农民的人能很好生活的体系”才是关键。乡村振兴,在日本也被叫作“地方创生”,其目的就是希望地方发挥特色,发展出最适合的在地经济,让人们不一定非要在都市寻找工作,而是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或是选择其他乡镇。实际上,在日本有许多这样的示范地区,位于日本中部的静冈县就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