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估值吗?——来自MSCI评级的准自然试验

ESG理念已成全球共识,而企业ESG责任的履行是中国“双碳目标”达成和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此,以MCSI ESG评级入选的313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试验组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进行控制组样本匹配,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角度探讨了ESG评级对企业估值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评级事件还是评级分值,入选ESG评级都可以有效提高公司估值;第二,ESG评级调整与上市企业估值调整存在正相关关系,评级上调将推动估值上升,而评级下调将导致估值下降,但随时间推移这种相关关系存在递减效应,表明资本市场对ESG披露信息存在一个接收、消化和正反馈过程;第三,ESG评级通过机构持股比、股票波动率、年交易额和融资成本四个渠道来影响企业估值,表明ESG具有价值发现、风险抑制能、信息传递和融资约束缓解作用;第四,ESG评级对估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高碳企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低碳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估值对ESG评级更为敏感;第五,采用工具变量法、样本重组、更换变量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并没有改变研究结论。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建立中国版本的ESG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统一和完善ESG评价评级标准、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金融科技投入与不良贷款风险缓释--来自北京230家银行支行的微观证据

金融科技具有管理风险的天然属性,在全球金融机构加快推进数字化和金融科技战略背景下,研究中小商业银行基础支行层面应用金融科技化解不良贷款风险的能力,对银行防范化解区域不良贷款风险、改善经营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信息技术人员投入、信息软件和硬件投入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投入能显著降低不良贷款风险,发挥风险缓释作用,进而明显改善银行业绩,其中信息技术人员投入作用最为显著。金融科技对不良贷款风险缓释作用具有滞后性,金融科技投入、不良贷款风险缓释与经营绩效提升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上述作用机制在数据治理应用、合规执行和内控执行更好的银行支行表现较为显著。

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跨部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0—2020年六次抽样微观数据为样本,构建了衡量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指标体系,首次考察了家庭债务扩张对商业银行、实体企业和地方政府跨部门风险溢出路径与风险生成机理。结果发现:第一,家庭债务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推高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偿债率等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对银行坏账风险冲击最大,家庭房产持有行为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二,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抑制了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其中,债务收入比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最大,而家庭债务对一般性消费的挤出发挥了中介效应;第三,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对银行和实体企业的交互作用发挥了间接影响。家庭债务的收入效应短期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但在长期随着家庭债务收入效应下降、风险效应上升,最终导致地方政府长期偿债能力被削弱。

金融科技投入能够增进银行业绩吗?——基于不良贷款风险的视角

金融科技是当前商业银行重要的技术和模式创新。本文采用2005—2020年A股上市银行微观数据,构建了金融科技、不良贷款和银行业绩的理论与计量模型,研究发现:第一,金融科技可以显著提高银行业绩,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金融科技削弱了银行当期业绩,但是在平均滞后4—5年后,对银行业绩增进作用开始显现,并呈现边际贡献递增趋势。第二,金融科技有助于银行进行风险识别、量化和定价,通过抑制不良贷款风险损失,进而提高了银行预期收益,其中信息技术人员投入、软件投入和硬件投入对关注类贷款率和损失类贷款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第三,银行规模异质性将扩大金融科技投入差距,并会引起信贷市场风险外溢和风险迁移,中小银行面临的不良贷款风险有扩大趋势。本文的研究对于当前商业银行合理布局金融科技,防范化解不良贷款风险,改进业务经营绩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金融助推了家庭债务风险吗?——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CFPS数据库2012—2020年五次抽样数据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第一,数字渗透和金融自由化等市场因素导致过度授信和过度借贷,破坏了家庭负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二,数字金融使用广度和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推动了家庭负债上升,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则会对家庭债务风险发挥一定缓释作用;第三,数字金融通过房地产价格渠道提高了家庭房贷负债比,对家庭债务扩张产生中介效应;第四,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高负债家庭、城镇家庭和东部发达地区家庭作用显著,但强度随家庭收入上升而下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