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看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阶段特征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 ,对建国以来党政关系的变革过程作了阶段性划分和特征分析。认为中国党政关系的变革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寓党于政”、“以党代政”、“党政分开”、“以党统政”四个不同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变化表明 ,中国党政关系的变革过程 ,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变革过程 ,而这种变革过程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际落实与实际运做的性质。这种变革过程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党政关系的阶段性变革还表明 ,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并不是以某种抽象的价值目标为动因的 ,而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依据党的执政经验或教训和应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对策性选择。尤其是邓小平力主推行“党政分开”和江泽民 1 989年 6月主持党的工作以来 ,中国的党政关系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和具有转型性质的发展 ,中国的党政关系和政治体制进入了一个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公民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现代西方政治在哲学基础、制度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基础、政治过程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性。其中,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而当代中国政治与现代西方政治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创建中国的现代公民政治不可能照搬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正确地总结中国传统和当代的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参鉴现代西方政治模式的内在规律和合理性,创建本土化的政治发展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当是最明智的选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与政治文化更新

本文在分阶段地阐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基础上 ,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上的得失和经验进行了认真地总结和深入地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总体特征和未来趋向。总体特征是围绕党的领导和执政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未来趋向是人民民主的法制化 ,重点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人民权利的有效落实和正当行使问题 ,党的先进性和人民的公民文化建设问题正逐渐凸显出来 ,尤其是政治文化更新问题 。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建设

政党软实力是政党实力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成员对政党的认同和支持。新时期,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党风存在的问题、现代媒体和网络的扩张等诸多因素,给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要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就要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的新建构,强化执政为民的政治价值观;整合政治资源、协调内外关系;加强各类监督,有效治理党内腐败现象;加强党的形象建设。

中国企业家犯罪的文化进路——历史性抑商情结的现实展开

受贿罪在国有企业家中位居首位,依次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的全部是民营企业家,滋生出来的"官本位"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现状与传统的抑商情结有密切的联系,具有历史的巧合与现实的必然。抑商是为统治秩序和权力服务的,抑商情结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价值紊乱的历史原因,国企民企的多种犯罪的实质是与制度性缺陷有密切的联系。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新中国外交的一贯方针和立场,也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严峻而复杂,国家领导人近期的一系列出访和重要讲话,再次反映出中国对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的高度重视。中国在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时,始终注重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互帮互助,共同聚焦发展。在实践中,加强南南合作的工作重心及主要路径,包括加强南南合作机制建设、致力于全球减贫事业、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深化与各国的人文交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够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对推进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贡献

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倡导党的优良作风,保持作风的先进性;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保持党性修养的先进性。

论竞争立法与中国改革

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竞争立法遇到的是一些特殊的挑战。首先,中国正逐步迈向对于企业而言市场导向性更强的经济体制,但当前政府主导配置资源的方式并未彻底改变,各种要素市场远未形成,竞争机制呼吁竞争立法的全面有效保护；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市场大门已非常开放,政府竞争政策的缺乏战略性和方向感,使得市场无序竞争与垄断的现象愈演愈烈；再次,中国现有的司法体制也在改革过程中,怎么为受到竞争政策与竞争立法影响的市场主体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也遭遇到司法独立与司法能力的问题。

当代中国国家政治职能新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政治职能包含对内维护政治统治职能和对外保护国家利益职能。当代中国,我们应立足新的国情和世情,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来探析国家政治职能:一是对内维护政治稳定职能,并通过加强国家专政、加快改革促发展、发展政治民主、健全法制等途径来实现政治稳定;二是对外确保国家安全职能,我们必须树立综合的国家安全观,通过加强国防建设、注重经济文化安全、强化外交手段、重视科技信息发展等途径来确保我国的国家安全。

当代中国城镇化的问题及提升策略

改革开放让中国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仍存在需要提升之处:城镇化动力的非经济性因素占比较大,需要强化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城乡矛盾依旧存在,需要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城镇化进程存在不协调因素,需要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的和谐进行。政府需要提升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功能持续加强,引导制度革新,通过制定公平的政策来协调各方利益,消除阻碍市场体制建设的障碍,建立开放、自由的市场意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弱势群体呼唤行政法治保护

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法律有效实施的动力不足、司法救济渠道不畅通导致的信访不信法以及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的普及等问题,成为今年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今后,应进一步改革立法体制,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重新定位信访功能,提高全民法律素质,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人文基础。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路径研究

职业生涯规划是贯穿于大学生培养和就业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与国外相比,目前国内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处于明显滞后状态,主要表现为重视程度不够、缺乏科学的测评体系、实际工作中不够专业化和精细化、缺乏与社会资源的衔接等。作为高校学生工作者,我们需要在遵循大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视程度,引进和研发职业测评的体系,精心策划把职业生涯规划贯穿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主动谋求与社会资源的对接等,积极探索新的路径以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

反应与调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国政策探析

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为了防止台湾落入北京政府手中,美国决定以武力协防台湾。但随着危机的日趋紧张,美国政府卷入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再加上国内外舆论势力的强烈反对,美国这一政策不得不进行了调整,美国决定放弃沿海诸岛,避免与中国再发生一场战争。美国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危机反应和政策调整中暴露了美国在外交上的弱点。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哲学和制度特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民论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提出的人民最大利益说和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制化道路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最新成就。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文明成果主要不是体现在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法制化方面,而是体现在对人民这个政治联合体各主体性质和功能以及相互关系的制度建设上。人民民主制度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最根本的制度成果。

生态文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生态文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长期法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形成党的生态文明专门法规、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规制作用的“1+4”党内法规、党的生态文明规范性文件等主体架构,以及党政同责、生态环境监测、领导干部离任生态审查、中央环保督察等系列制度,对于强化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领导、完善生态文明科学系统建设、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监督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价值。面向未来,推动生态文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分层管理体系、分级补充专门法规以及构建以党内法规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他必须同时履行基于家庭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两者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为了化解这一冲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较为成功地确立了具有东方色彩的二者关系原则和冲突解决模式——亲情义务和法律义务并重,将亲情义务法律化,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处置。古代统治者在制度建设方面,不乏立法者的机智。但是,这一关系原则和冲突解决模式的确立也使得法律长期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从制度到观念都未能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同时,由于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并行,在履行保障的力度方面前者优于后者,这就使得社会个体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能获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其独立性的发展在法律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信访立法圆桌论坛

我国信访制度自创立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其功能定位也在不断地发展深化。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首次明确了新中国信访工作定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也确定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信访工作的核心内涵与本质属性。这一基本定位在1951年6月7日周恩来总理签署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和1957年5月的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得到进一步明确。随着国家治理推进，信访工作定位一步步发展，工作内涵不断丰富；不仅是包涵苦情处置，还有体察民情、政策反馈；进而发展为公众参与、监督检验等积极功能内涵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探索和对合法性挑战的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模式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种探索经历了“寓党于政”和“以党代政”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基于建国30年执政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新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做出了重大调整,强调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定制度资源,落实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和创新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充分利用党“执政”的优势,推进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共产党执政的一元化模式。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这也是目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这一路径,我们党在新世纪提出了一种解决执政合法性问题的方案,这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其中,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是满足合法性要求的实质要件,依法执政是满足合法性要求的形式要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从逻辑和实践上较好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我国图书馆法律体系架构

当今世界正进入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我们面对21世纪信息化社会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应 把握机遇,在传统图书馆向信息化时代新型图书馆转变之时期,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图书馆法律体系,进一步推进我国 图书馆事业的深入发展。

新时期乡村宗教格局变化的社会影响与政府治理研究

乡村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生产发展、阶层分化与利益重构,已经产生了涉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变化。宗教信仰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现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下,出现了扩散化的趋势,借助于对鲁东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扩散中变化的乡村宗教格局冲击着家庭伦理、人际关系与社会动员力量等层面,政府应在政策导向及管理方式上有所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