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的品相由来与当代传媒的误读

根据金石文字和传世文献的记载,龙为天子标志出自秦始皇的创造,是对应秦朝为水德的阴阳术的诈言。刘邦故意将龙鼎新为天子神威标志,形成具象。司马迁等史家则将其历史化,于是龙成为天子的象征和神威一直延续到清代。现代人把中国人说成是龙的传人,完全是误读,误读的原因主要就像天安门表示北京和祖国一样,是元代开始的龙蟒分合的帝王政治扩展和当代流行歌曲的误导,也是文化转型的世俗化成果,因此我们应该抛弃这一封建政治的符号。

中国经典诗学的现代科学阐释——读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

傅道彬教授的新著《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中华书局,2010年11月版,300千字。责任编辑：王传龙）出版了。这是一部植根于丰厚的学养基础上，从诗的角度，在礼乐文化背景下，解读经典文化的诗学精神，探讨周人心灵世界的内在结构，体察周代文化与诗学底蕴的著作。也是当代最重要的国学研究成果之一，值得我们阅读、欣赏与推荐。

基础课程的创新教学与现代转型——“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研讨课建设

从2006年开始，我们对基础课程“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的作品增量解析的传统教学方式进行全面变革，采用名作欣赏、诗词创作、学术研究三位一体的教育方式，完成了教学转型，实现了改革创新，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太极图和中华法系的初期形态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效法自然,构建了鲸鲵器物图案(太极图),以鲵鱼首尾相连,表示和顺的帝王和诸侯关系,双鲸相对或者相随体现正常的帝王和诸侯关系,鲸鲵断尾象征对诸侯的封杀,是为器法时代,后人称为象刑制度;尧舜时代"画衣冠异章服"将法器普遍化,和律条相对应,丰富了象刑制度,中华法系最初形态因此形成。

努力打造学术高峰——评张强教授的新著《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

一部五卷本的学术著作,用了五个书号和六位责任编辑,这是初见张强教授的《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2760千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1月出版)留下的第一印象。客观地讲,这在当代出版界实在少见,它表明这部学术著作十分重要,需要尽快地出版。这是一部气势磅礴、思想深邃、功力深厚的宏伟画卷,花费了作者二十年的功夫,对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几年前,我与作者谈到这部书时感到非常高兴,兴奋之余,当即表示愿意写书评介绍,让大家了解其价值。但不知道作者写了那么长,读起来很吃力。我对漕运本来知道真的不多,他写得又常常出乎我的意料,等于说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套。不过,读这部书总有一种可以解惑的感觉,因为平时所见所闻有疑问的地方,在书中都可以找到答案了。

将中国传统诗学研究推向新的境界——读谢建忠《<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对唐诗的影响研究》

谢建忠教授的大作《〈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对唐诗的影响研究》由巴蜀书社出版了（2007年12月版，34万字，责任编辑谢艺波）。这是一本研究《诗经》经义和唐代诗学的著作，也是一本功底扎实、理论深厚，充满创造精神的优秀的学术著作，将中国传统诗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中国说唱文学的海外传播与研究

19世纪上半叶,中国说唱文学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1874年司登德编译北京地区俗曲集《二十四颗玉珠串》,将子弟书第一次介绍给西方。此期俗曲编译较早期之《花笺记》翻译更具学术自觉,北京说唱被解释为人类重要成员的“精神状态”(司登德)与“民族的诗歌”(韦大列)。20世纪中叶,中国说唱逐渐进入西方学界的系统研究谱系,论著渐多。近30年来,海外学者们从文学史书写、性别文化、口传理论、族群认同等多维度研究中国说唱,说唱文学选本与译本也逐渐增多,且呈现出明确的学理思路与分类标准。这种“他者”的侧目与关注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说唱的学术研究有更丰瞻的理论视野与学术对话,对于中国说唱文学学科体系之建立、中华文化之多元传播洵为重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中的“妇女解放”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叙事研究深受欧美性别理论的影响,习惯于从性别二元对峙的视野来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女性问题,认为20世纪中国缺乏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抵抗,无论是“人的启蒙”还是“人民的解放”,都同时存在着对女性的忽视、压抑、规训乃至抹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与20世纪中国历史同行的20世纪文学,对女性问题有自己的探讨、表述和呈现。但是,中国20世纪的“妇女解放”问题,与欧美性别理论在前提语境、具体内涵与目标意义等重要问题上都存在着重要差异。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呈现的“妇女解放”问题有必要重新回到从现实历史进程而不是从某个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来理解。

楚辞和周代文化

根据金文,楚国和秦国都出自高阳,因此互相支持,又臣服于周。而楚早期在炎黄之战时,散居各地,主要分成三部分,所以称为三楚。楚辞文化,主要来自中原,所以在《天问》中由夏商周至楚国一路写下来。楚辞中的人物、鬼神也基本和周代一致,如《惜颂》中说的五帝、六神等。楚辞也不单单写楚国,如《九歌》中的冀州、东皇太一等等。楚国和周一直往来密切。过去,我们为了强调楚辞的个性,把“兮”说成楚语。实际上,《诗经》中有将近四十首诗出现“兮”,皆表示不良情绪。后来的墓志铭中也采取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中华文明一体化,再了解差异性,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屈原在溆浦创作《九歌》的考证

屈原在流放洞庭湖期间,曾西上沅江,至溆浦,写有《山鬼》《东皇太一》《涉江》《湘君》《湘夫人》等作品,为祭祀作品。祭祀是屈原到达溆浦的原因和目的。《九歌》作品中《东皇太一》是祭祀舜,《山鬼》是祭祀大禹治理山川的行为,《涉江》主要写去溆浦的路径。《湘君》《湘夫人》是屈原返京前的作品。这样的结论与王逸的章句亦刚好相互印证。屈原在溆浦的时间约有两年以上,综合起来看,《九歌》大部分就是在溆浦写成,是纪实和想象结合的典范。

炎黄排序与“肃慎来朝”考

炎黄争霸,黄帝采取的是修德振兵、抚民度方的策略,引天下诸侯归顺;而炎帝借助神农旧部,打着神农的旗号,结果失败了。炎帝火德,农耕立氏,以牛为神形,而黄帝则为蛇身交尾,由此形成道德观念和文化的差异性。炎帝的诸侯(部落)有肃慎(夙沙)、有邵等。其中有邰氏的后稷子孙周文王、周武王夺取天下。在商的当天,周武王就祭告神农氏与炎帝。因此炎黄之争,虽然炎帝失败,但炎在黄前,称炎帝为赤帝,以赤为国之正色。而肃慎不远万里,恭贺西周建元,之后与周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汉末肃慎投靠扶余,称娄,后魏又改勿吉、,女真即勿吉。但长期以来,肃慎仍是通用的名字。

儒家“郑声淫”理论和先秦两汉礼乐转型

"郑声淫"之说最早见于《论语》,本指殷商以来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的乐舞。春秋之后,礼崩乐坏,郑声作为比慢性质的音乐歌舞,人们指责其淫,称为乱世之音。汉代以来将民间音乐歌舞,不协于钟律,未有祖宗之事的作品都作郑声。郑声淫,伴随着先秦两汉的三次文化转型,虽名字依旧,但含义大不相同。

论西夏诗

西夏诗歌主要有诗集五种,除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无名氏诗集外,还见于俄藏和英藏黑水城文献,总数近千首,由藏文、汉文、回鹘文、女真文、叙利亚文和西夏文写成,三至七言为主,有自己的章法和规范,其整体建构方式参照《诗经》和汉语格律诗形式。拜寺沟诗集是以西夏学士为主的朝臣写作。《新修太学歌》是政教合一的礼乐作品,可以配乐演唱。大学士梁德养整理的谚语集是我国第一部谚语集,既体现了西周以来谚的古训精神,也发挥了语的成对、说唱、比兴的形式特质。西夏文字的制造得力于佛教的传播,因此关于佛教、民族本源和生存感受记录成为西夏诗歌的主要信息内容。《解释歌义》用牙齿喉舌四音区来考量诗歌合乐规范,明显地继承体现了西周的礼乐制度,也是西夏现存的唯一的以语言为规则的诗学理论著作。

草书、汉字简化和国家文化繁荣

草书,因草创得名。书写卒迫造就了草书,草书推动了汉字简化。这是汉字文化发展的必然的历史规律。汉字简化由书写方便、提高效率、文化普及构成了历史进程,也是理论基础。9万多汉字必将进入全面简化进程,草书的价值将更加显著。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文化繁荣的标志。

切实关注民族融合与文学的历史契机——以北魏初期汉族文士为中心

中国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各民族文化彼此交融互动的进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文化基因。考察民族文化融合重要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与特质,有助于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认知,从而形成全面、客观、具体的文学史观。北魏初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创作主体的民族认同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出仕北魏的汉族文士因身份差异、家族地位、政治期待等诸多不同,对民族政权及其文化的认同也存有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学交游关系。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一方面,主动调适于民族文化背景而形成“声实俱茂,词义典正”的文风;另一方面,形成专注于“述”而刻意不“著”、不勤著述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北魏初期的文学创作在抒发胸臆、规止讽诫、雅正朴实方面独具特色,确立了北朝文学与追求清绮华美的南朝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气质,这也是民族融合的特殊背景下,文学借历史契机而形成的特殊新变。因此,学术界应切实关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

《湘君》《湘夫人》性别的识别和屈原的行踪

荆是楚人祖先熊鬻子在西周时期的封地,位于京畿,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子在荆楚,因此楚地成为西周王化之地。洞庭山脉经过楚,因此楚有洞庭和沅湘等水名,秦朝设长沙郡,楚这些地名随之南下使用,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湖南地名当初实际上在湖北和河南境内。换言之,屈原可能从没有到过湖南。最早著述接近这个结论的是钱穆,但是钱穆没有见到出土文献,因此论述显得有些单薄。二湘为大禹时代的古乐九歌的一部分,篇名如同后代的乐府题名,不能坐实考察,君更不能看成女性。屈原在改定二湘时表述中结合了自己的身世情怀,因此其中的君指国君或者国君使者,而余、吾皆指自己。二湘记录的是屈原等待出国使者和见到出国使者回朝的情景。

论西夏文

西夏原是唐代羁縻州,用汉语写作,传世的是文书、奏议一类应答之作。西夏建元以后采取双语规范制度,用汉语和西夏语写作。西夏文主要是黑水城文献,还有一些碑刻、抄本等,散见于国内外图书馆。西夏文以实用为上,利为价值尺度,思想上释道儒三教并行,彼此地位起伏不定,行文亦韵亦散,并不讲究。西夏有专门的写作机构,作者主要是贵族阶层。西夏文中还有一些翻译文献和理论著作,但数量不多。尽管如此,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无论。

屈原《九歌》的礼乐属性和韶舞

韶乐出自帝喾,舜时代进行了改编,礼神对象增添了娥皇、女英,是为干戚舞,因此是武舞性质。殷商时代,伊尹在改编韶乐的时候,增加了善的表现,因此春秋时期孔子观韶时已经尽善尽美。韶乐在秦汉以前一直流行着。楚辞《九歌》是殇祀的礼乐,主要是由韶乐和《国殇》组成。《国殇》九层次十八句,表现九功,就是俗称的"九歌",因此《离骚》有奏"九歌"舞"韶"之说。《国殇》主要是春享不幸死秦的楚怀王,格局为醮诸神,礼太一,这里的太一是虞舜。这样一个祭祀礼乐格局是战国以后流行的娱神方式。

西周诗文中的“对扬王休”及其礼乐形制

"对扬王休"为吉金中习见语,也见于多种传世文献。休是先秦两汉美学话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表示美德道要。对扬最初为周武王表达敬重的方式,类似鞠躬,后来成为盟誓等表现忠诚和友善的礼仪,再引为常见的礼仪,一般在对爵祭祀前奉器进行;还可以用在某些相应成命的场合。其标志性语言是对扬王休,相应地有多种表示方式,如周公曾经称王,所以乙作对扬鲁休,对扬"某"休等。礼崩乐坏以后只有"对礼"传承,进而虚化为答问结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