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六十四周年暨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20l2年12月10日下午，“《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六十四周年暨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欧盟驻华代表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挪威奥斯陆大学挪威人权中心、瑞典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北京办公室、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利集团、京都律师事务所、中闻律师事务所、《人权》杂志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出席活动。

人性化、生活化与务实教法——从中国政法大学人权教学看高校人权教育

我国高校开设人权教育课程之必要及现状1789年，法国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开篇即指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尊重和保障人权，必然导致社会的无序和野蛮化；对于每一位社会成员而言，缺乏人权信念与技能，则会使其在权利受侵时不懂得如何合法地保护自己。

人权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以中国政法大学为例

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与外国人权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在人权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中外人权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中国大陆地区最先设立人权法学二级学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和首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之一,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权教育领域以及在这一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对中国政法大学人权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背景、目标、模式和效果等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可以为中外人权教育领域其他现存的和潜在的合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民法典时代”高校大学生家风教育研究--基于四所高校的实证调研

《民法典》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立法,体现了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民法典时代”加强高校大学生家风教育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是贯彻和实施《民法典》的应有之义,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目前,高校大学生家风教育存在普及程度不够、部分学生对接受家风教育的意识有待提高、开展家风教育的形式有待丰富等问题。有鉴于此,应当引导大学生培养家风建设的意识、增强大学生对家风教育的理论认知,创新高校家风教育模式、实现家风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培养大学生的法治信仰、在《民法典》的引领下实现德法兼修的家风教育。

人权的道德性

《世界人权宣言》体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属性:人权的道德性。文章将探讨几个有关道德的问题,其中最首要的基本问题是:在人权的道德性存在的前提下,其应当以何种理由被接受而非拒绝。文章将对道德平等权和道德自由权两类人权进行详细解释,进而探究其对堕胎和同性婚姻这两项人权争议产生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在各国国内的实施,促进了保障人权的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被广泛接受,并推动了国际法的人本化过程。国际人权法通过被纳入引渡条约和国内法并适用于引渡案件中,对引渡的制度与实践产生了结构性影响。这不仅强化了罪行特定原则、双重犯罪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等原有引渡原则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而且还直接产生了以保障被引渡人的人权为导向的引渡原则——禁止歧视原则和酷刑不引渡原则。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在兼顾国家引渡利益的同时,强调了国家对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改变了现代引渡制度的整体风貌。

中国宪政框架下的劳动权保障研究——以历部宪法中的劳动权条款为分析对象

劳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国家有承认并采取适当步骤和必要措施以全面实现劳动权的义务。1949年前,历部宪法都对劳动权作出了规定。1949年后,我国对劳动权的保护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民劳动更多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和"责任",择业自由并没有得到宪法的承认和保障;第二个阶段,随着1982年宪法的制定及其历次修正,我国对劳动权的宪法保障已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但平等就业、自由择业、组织工会权以及劳动安全等问题依然未能在宪法层面得到明确。在未来的修宪中,建议取消劳动作为宪法义务的规定,进一步扩大对劳动权的保障范围,并从立法、行政、司法各个环节完善我国劳动权利保障体系。

自然法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及其影响

本文从自然法则亦即自然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进行了梳理。虽然人权概念是舶来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是丰富的,与之相应的权利保障制度亦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坚信自己的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理念和人权保障道路,仍将不断与国际社会加强人权交流与合作,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则与方法

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建构原则上,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有机统一,坚持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的科学思路。在建构方法上,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吸收我国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借鉴国外有益法治经验,要将法理学与部门法相结合,将法学与其他学科相融合。此外,还要以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关键抓手,以自主性、原创性和创新性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法治实践作为知识体系建构和发展的主要来源。

求解中国人权的“四个之问”——2023年中国人权研究的理论述评与展望

2023年中国人权研究致力于求解人权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解答人权的中国之问,旨在确立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主体性。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本体论阐释了其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人权道路的认识论展开了其生成的主体预设、理论构成和参照体系。破题人权的世界之问,旨在回答人权领域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面对全球人权治理的严峻挑战,相关研究从总体策略、历史经验、价值引导和制度化参与等层面提出了中国方案。回应人权的人民之问,就是通过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关研究集中阐释了首要基本人权和最大人权的关系、普惠性人权和特定群体权益的关系、人权的宪法保障和法律保障的关系。求索人权的时代之问,就是适应人权的时代之变、契合人权的时代之需。相关研究聚焦于人权领域的新诉求,集中对数字人权、环境人权、气候与人权、工商业与人权展开论述。继往开来的中国人权研究应着力提升体系化和学理化水准,加快构建中国人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平等就业权的立法保护研究——以国际人权法为视角

平等就业权存在的意义在于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待遇,并免受就业歧视或不公正就业待遇的侵害。联合国及国际劳动组织通过公约或文件的形式,要求缔约国尊重、保护并促进平等就业权在国内的实施。

以中国为方法的人权话语体系

在建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时,应警惕把西方经验作为普世的人权标准,避免在人权话语上的“自我东方化”,从而确立以中国为方法的人权话语体系,即形成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需要实现对“西方中心主义”和“自我东方化”的双重超越,以中国的经验作为方法和立场,秉持“文明相容的人权观”,调适人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探求世界人权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促进跨文化人权交流和互鉴,为世界人权发展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路径。

在网络直播监管中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国家责任研究——以国际人权法为视角的考察

网络直播的兴起给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带来了新挑战,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不成熟的客观特殊性而需要国家的特别保护。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积极采取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加强在网络直播环境中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然而,我国网络直播监管的已有实践存在相关立法过于原则、职责主体不明确、未形成保护合力以及监管技术有待提高等问题。为此,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指导,建议以2020年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基础,补充明确在网络直播监管中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规定;以国家网信办为核心协调政府各部门的网络直播监管职责;推动形成国家、社会和家长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合力;优化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网络直播监管技术。

从国际人权法视角看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

将非法证据明确加以排除,就斩断了在讯问和询问中施加暴力和强迫手段的必要性,这是从源头上根除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酷刑行为的方法。从这个角度看,有必要以国际人权法的视角进行切入,对中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加以分析,解读中国在此方面的立法进步和现存问题。

国际人权法上的酷刑概念研究——基于《禁止酷刑公约》的视角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酷刑概念的认识尚存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未能完全达成一致,然而,《禁止酷刑公约》对酷刑作出了相对比较科学的定义,明确了酷刑的基本概念、构成要件和排除事项。但同时,一些实践中有争议的案件对《禁止酷刑公约》的上述规定构成了挑战,需要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人权法治保障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引言2018年12月12日,《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指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人权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为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中国贡献。

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家庭儿童权益保障研究——以河南省S县调研情况为例

我国是艾滋病多发国家,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数量大,受艾滋病影响家庭的儿童是直接受到影响的群体,且这一群体的权益保护处于隐蔽地带,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成为亟待得到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以河南S县为例,对该地区受艾滋病影响家庭儿童展开调研,考察他们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实际状况以及当地政府为保障其权益而制定的政策及实施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这一群体的"边缘化"处境、保障其各项权益的建议,以期受艾滋病影响家庭儿童与其他儿童一样获得平等的成长机会,一个也不掉队。

欧洲人权法院实践中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的关系

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在欧洲区域被认为是两项独立的人权,但是囿于《欧洲人权公约》并未规定个人数据权的事实,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保障隐私数据的方式将部分个人数据权纳入隐私权进行保障。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通过扩大对“私生活”概念的解释,不仅将隐私数据认定为隐私权的保护对象,而且还将能够间接识别出个人身份的部分非隐私数据也纳入了隐私权的保障领域。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保障隐私数据拓展了隐私权的保障范围,通过吸纳《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的标准确立了个人数据权的权利内容,使得两项权利实现互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表明,个人数据权源于隐私权,两者不仅在内容上存在交叉,而且都具有保障私生活自由的价值底蕴;同时由于个人数据权还承载一定的财产价值和公共属性,是对隐私权的继承和超越,两者在保障人的尊严层面达到统一。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对我国明确个人数据权保障体系的基本价值、落实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的制度界分、厘清二者的适用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宣告和通知紧急状态的原则和机制研究

宣告和通知紧急状态的原则机制建设不足和具体实践乏暴露了诸多问题。紧急状态的宣告和通知原则缺位,无法提供一般国际法下国家调整人权标准的根据。宣告通知的紧急状态与实际合法的紧急状态错位,带来人权克减常态化和制度化的风险。紧急状态的宣告和通知机制不足,不利于权力调配和监督实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第1款和第3款是确立紧急状态的宣告原则和通知原则的基石。有权宣告紧急状态的主体为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蕴含对国家紧急权的司法控制要求。国家通知的内容要求基本包括时间要素和内容要素。国家违反通知要求是违背公约义务甚至是一般国际法的不法行为。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立法背景、思路与逻辑

为解决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新问题,细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既有规定,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成熟经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应运而生。在立法理念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与儿童保护的国际条约相衔接,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指引下,突出社会共治,强调发展与保护并重,注重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协调。在逻辑结构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通过打造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平台责任共同体,汇聚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与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合力,在明确头部平台特殊责任、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保护、提倡全民共治理念等方面都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