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司法改革理论研究的重、难点问题探析

军事司法作为国家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军事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改革在不断探索中进步,关于军事司法改革的理论研究也面临着重大理论攻关和难点问题辨析,其中需要关注的较突出、重要的问题包括:进一步完善我国军事刑事诉讼制度、加快军事法院的组织立法进程、构建我国的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等方面。通过上述问题的系统研究,进一步启发学界的研究和讨论,努力为我国军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提供更加及时、丰富和有力的理论支持。

中国军事法治建设之路:现状与未来发展

在中国的法学部门中,军事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然而对于军事法的内涵和外延,却论点纷呈。本文认为,应该从军事的本质属性出发界定军事法,军事法即战斗力规范法。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军事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性进步,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军事法律体系,逐步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方面纳入了法制轨道,为从严治军、依法治军提供了充分可行的基本依据。根据十八大报告的战略部署和新近习近平主席有关依法治军的讲话、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的部署,中国军事法治建设将呈现出新的局面。

论军事外交的法治运作

战后国际社会法治环境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深入推进的依法治国,要求军事外交必须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类规则,善于进行法治运作。我国军事外交法治建设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方面都已取得长足进步,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规,缔结和加入了一批国际条约,军事法律服务队伍也在成长。但随着我国和平发展的需要,军事外交活动日益多样、丰富和频繁,对法治运作提出了更多需求。在我国军事外交法治运作中,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深刻理解法治运作对军事外交的顶层设计、宏观安排作用,在此基础上做好国际缔约、国内立法和法律服务工作。

历史坐标上的军事法学新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五周年诞辰。站在这个历史坐标上抚今追昔，深感我们处于一个变革与发展的伟大时刻。

应急管理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军民融合式发展——以立法为视角

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已由传统应对战争的单一职能转变为“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工作格局,与应急管理共同构成政府危机管理的两大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委国防动员部、国务院应急管理部等顶层机构的设立以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动员和应急管理的组织领导、体制编制、职能任务也发生了变化。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参与应急管理的权限、时机、方式等内容还不够明确,尤其是法制化建设比较落后,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动员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效能的发挥。为确保现代应急管理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军民融合式发展,其立法除坚持一般性立法原则外,还要遵循强制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和被动性原则。此外,科学衔接预案和计划、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制定和完善国民经济动员法规是当前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点所在。

何谓规范意义上的“国防动员”

"国防动员"是《国防动员法》的核心概念。何谓规范意义上的"国防动员"是国防动员立法的最大难点,该法对此并未界定或者解决。从功能论意义上讲,传统动员即是战争动员,而现代国防动员则未必与战争状态相关联。它除应对战争以及其他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威胁外,还拓展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的紧急状态或者其他国家危机。从存在论意义上讲,现代国防动员已超出传统动员实施的范畴,还包括动员准备和复员两个环节,是一种特殊的国防建设活动。规范意义上的国防动员即是为应对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遭受的威胁,国家进行准备、启动紧急措施以积聚国防力量的法律活动。

军队参加国际救援的性质、地位和便利

最近20年,各国军队进入别国境内帮助救助自然灾害的做法,在规模和频率上前所未有。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成立了人道主义救援机构,推动制定了关于军队在别国境内参加国际救援的建议性规则《奥斯陆准则》。这个准则总体上倾向于鼓励各国派兵帮助他国救灾,因而对救援部队的特权豁免和便利作了较多的规定。然而,受援国不会忽视对维护本国领土、行政、司法等主权权利的考虑,既欢迎外国军队进入本国帮助救灾,也要维护本国的尊严和权利,所以在实践中救援国和受援国的不同考虑形成了张力和博弈。军队参加国际救援的国际规则表现出三个主要发展趋势:一是在性质上"脱敏",逐渐趋同于一般国际合作;二是部队地位逐渐提高,救援部队和人员逐渐享有接近于外交和联合国机构及人员的特权与豁免;三是由于救援行动的紧急性,救援部队能够在受援国享有更多的工作便利。中国军队参加国际救援日渐增多,应当从救援和受援两个角度关注和推动国际规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