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现状与高质量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吴宏耀教授访谈

问:2021年《法律援助法》的正式出台,代表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进入“国家法”新时代。作为法律援助研究的专家,请问您认为该法对于法律援助实践有什么突出意义?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整体运行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此外,法律援助质量决定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运行实效,您对于我国目前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机制有何看法?答:《法律援助法》正式施行之后,该法在全国各地的实际实施状况还有待进一步调研。从整体来看,《法律援助法》是在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大多数条文应该不存在事实上的障碍,其中的制度创新和突破对绝大多数省份并未构成严峻挑战。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而加快建构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期圆桌,邀请法学专家学者,探讨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法学期刊的使命,以及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的、基础、方法、路径等,以期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贡献智慧。

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方法论构建要素论析

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方法论是在刑事诉讼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为确保司法解释的规范性与稳定性而构建的一种系统的方法理论,它关系到刑事诉讼法能否得到遵守。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方法论的构建要素可以为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和规范。这些要素中,司法解释理念决定司法解释的基本方向和思维方式;司法解释目标是司法解释活动的目的和追求的结果;司法解释原则是在司法解释理念的指导下具体操作的准则;司法解释程序是实现司法解释目标的具体操作过程;法律论证是司法解释程序中确保司法解释严密性和科学性的重要环节。这五大构建要素提高了司法解释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了刑事诉讼法的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

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缺失探究——反思政法大学弑师案

今秋的政法大学弑师案昭示了当代中国的法律信仰危机,透过中国独特的法律发展史,可以呈现法律信仰状况及其根源。从而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法被信仰是由于人们对礼的追求和道德化的政治,而近代中国法律信仰的没落是由于法制变革引发信仰危机、建国后价值观倡导矫枉过正。究其原因,是中、西法律信仰双重继承断裂。

刑事司法的“专门知识”系统:扩张原理与调控逻辑

面对刑事司法中日益增加的专门性问题,公安司法人员通过引入专门知识,实现查明案件事实的基本目标.当前,刑事司法的“专门知识”系统具备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特征,呈现无序扩张状态,存在较多风险隐患.专门知识扩张的制度动力源于还原论进路下的问题分支化.还原论的关键在于“分解”,这使“专门知识”系统在简化研究对象的同时,难以形成事物的全局理解.专门知识扩张的实践张力源于整体论进路下的主观能动性.整体论的核心在于“组合”,这使“专门知识”系统在整体研究对象的同时,难以关注事物的具体细节.既有方法论对于刑事司法中专门知识的管理出现错误,造成“专门知识”系统运行结构的失衡困境.基于系统论下的视野加持,借助系统科学思路提供的综合集成方法,通过前置式的知识预设、过程性的专家参与和场景化的机器支持,可为刑事司法中专门知识的调控提供理论参考.

新时代能动司法:构建“一体两翼”的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刑事法治发展的根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重提“能动司法”,为刑事法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着力点,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新时代能动司法”在“能动司法”的立论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科学精神和价值追求,成为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为推动“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落实落地,应构建以案件审理为主体,以司法建议、司法宣传为配套的“一体两翼”回应型司法模式,着眼于服务保障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刑事法治发展达到更高水平。

理论实践一体化创新培养模式在法学教学中的探索——以中国政法大学《网络审判实务》课程为例

打造卓越法律人才,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要义。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学理念偏重知识传授、教学方法偏离应用特性等不足,亟须引入更符合时代所需的理论实践一体化创新教学模式。中国政法大学探索建立的以《网络审判实务》课程为代表的司法实务全流程模拟教学实践育人体系,通过整合优质司法资源、搭建双层教学平台、组建协同师资队伍,最终突破了横亘于法学高等院校与司法实务部门之间的体制壁垒,为持续输送兼具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六年制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与改革——以刑事诉讼法教学为主视角

自“六年制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启动以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实验班在培养体系、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实践表明,本硕六年贯通培养对于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刑事诉讼法教学为视角审视当前培养机制,可以发现当前仍存在课程设置应用性体现不足、本硕两阶段教学任务存在混同以及课程设置无法满足法治人才的现实需要等问题,可考虑从落实“实验性”与“应用性”培养理念、厘清硕士阶段教学定位和建立应用型培养模式退出机制等方面予以改革完善。

论中国式庭前会议程序的规范建构与适用——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及两高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在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下,庭前会议兼具负担控辩双方资讯平等、规范公诉权行使、保障集中审理与促进程序分流的功能。但2012年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新刑诉法")中有关庭前会议的规定尚显粗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实践中需明确庭前会议对重大复杂案件避免庭前预断的功能,赋予控辩双方召开会议的启动权,坚持不将实体性争议带入庭前会议,同时分情况看待庭前会议中所做决定的权限与效力,使庭前会议程序发挥应有的功能。

刑事涉案数字资产审前处置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对于涉案财物的审前处置,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更加偏重证据保全而忽视对财产权益的保护。在面对涉案数字资产时,这种制度性的缺陷被进一步放大,立法和司法面临其法律属性不明、审前处置措施手段有限、程序规范性不足、监管有效性不高的困境,查封、扣押等传统措施也无法对作为涉案财物的数字资产形成有效查控和保全。当前普遍的做法是套用电子数据取证的技术标准、操作规范和程序规则,但易忽视数字资产的财产属性。应完善数字资产司法处置制度,针对其特殊属性探索运用前沿技术,强化审前处置的程序规制,构建数字资产处置监管机制的新模式。

刑事案件二审开庭难的理论反思

刑事二审开庭范围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但囿于个案的消极影响、考核的指标主导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未完成的改革”。刑事二审开庭问题受到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需要在优化和调整审批程序、考核指标的基础上,确立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目标,指导制度改革。2023年9月开展的为期一年的“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为了巩固专项工作成果,避免考核指导下的数字泡沫和虚假繁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程中需要及时作出制度回应,形成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充分体现正当程序与诉讼构造的指引,进而突破刑事二审开庭问题中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其次,在刑事二审开庭范围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由列举应当开庭的案件范围转变为列举可以不开庭的案件范围,进一步明确“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最后,还需要构建起针对二审不开庭的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和法律监督机制,为刑事二审开庭问题提供具有刚性的程序保障。

法国刑事鉴定制度研究

法国的刑事鉴定是司法机关为解决刑事诉讼领域专门的技术或科学问题而委任在该领域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解释并作出鉴定意见的制度。随着新型科学技术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日益普遍,刑事鉴定对于帮助法官查明事实真相并作出准确的判决亦日趋重要。1808年法国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典》创设了“混合式”鉴定人遴选制度、富有“对抗色彩”和“参与意义”的鉴定程序以及法官对刑事鉴定的“常设式”监督模式,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严密且独具特色的刑事鉴定制度体系,在比较法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俄罗斯司法鉴定的立法体系及借镜思考

立法体系是国家制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系统,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构成的系统,司法鉴定立法体系是司法鉴定现代化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俄罗斯司法鉴定立法体系以《俄罗斯联邦宪法》为依据,以上位联邦法为统领,专门联邦法为核心,指引联邦行政机关颁布下位法精细规范,构造出立法层次高、立法体系完备、各位阶法律规范有效衔接的完整而细密的司法鉴定立法体系。以俄罗斯为鉴,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统领性上位法建设,提升司法鉴定规范的法律位阶,弥补司法鉴定活动规范中上位法缺失,以上位法为统领理顺下位法冲突,构建完整统一的司法鉴定立法体系。

纪念《社区矫正法》实施三周年暨中国式社区矫正现代化建设和RNR智慧矫正系统及其应用专题研讨会综述

《社区矫正法》颁布实施三年来,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在法律上不明确;社区矫正与监禁执行变更前的调查评估流于形式、变更决定程序不公开、变更结果救济途径缺位,等等。我国部分省市的社区矫正特色做法对于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智慧矫正通过科技赋能社区矫正技术支持体系,解决分类管理和个别化矫正的实际困难,为矫正方案提供大量准确信息和科学矫正依据,是社区矫正工作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趋势。社区矫正在我国适用的时间不长,中国式社区矫正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发展还要面对和完善诸多问题,从而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构建。

现象、原理和规制:人工智能司法与刑事程序正义的融合之路

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深度应用,并且在预测警务、犯罪风险评估、量刑决策辅助等法律事项上发挥出技术层面的效率优势。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介入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对传统刑事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产生技术性冲击,尤其是算法偏见和算法黑箱等难以避免的技术难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裁判中立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程序对等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但是,在弱人工智能司法的现实语境下,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因为司法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依旧可以发挥规制作用,而在人工智能司法中贯彻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尊严理论、司法公信力理论以及分布式道德责任理论。最后,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应当借鉴技术性正当程序理念,通过引入机器决策风险提示、算法透明原则、算法审计以及算法问责机制等举措来实现技术赋权,强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完善立法 优化行刑衔接程序——与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对话

行刑衔接又叫"两法衔接",是"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简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刑衔接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决定》。行政执法中涉及与刑事司法工作的合作衔接,需要及时将行政执法中查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因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涉及的干扰因素较多,其行刑衔接不充分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直至今天,各地仍在努力探索完善安全生产行刑衔接工作机制。因此,深刻认识行刑衔接的法理所在和行为要义尤为关键。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立法要义和司法表达

追求平等是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规范前提和基础,司法平等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区别对待的体系性机制和规则。当前,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平等保护出现了偏差的一面,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有失对等的严厉度,有损刑法对平等价值的贯彻质效。《刑法修正案(十二)》以切实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既实质上无差别地供给了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规范保护,又整体地提高了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统合了立法平等的确立与司法平等的实现。刑法中的平等既相对、又相当,并容允差异化与个别特定化。《刑法修正案(十二)》很好地秉持了立法对称与对等的相对性。在实施阶段,仍需回溯立法原意,尊重司法能动性,优化解释立场,凝练司法规则。

论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决策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世界各国广泛开发人工智能产品,以期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决策的公平性。然而,人工智能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决策偏见、算法黑箱等技术缺陷,并不能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对传统司法原则和理论造成了冲击,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人权保护。所以,不能盲目夸大人工智能对于司法决策的作用。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缺陷,提出要在人工智能产品开发的各个阶段减少决策偏见,推进相关认证标准;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问题,首先要明确人工智能只能辅助决策而不能替代决策,其次应加强人类的责任和监管,保障决策的公平性。同时,应加强辩方的数据权利,以实现技术司法模式下的控辩平衡。

论日本“精密司法”及其对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启示

"精密司法"是日本学者松尾浩也教授首创的用于描述日本刑事诉讼特色的概念,其内涵是基于追求实质真实的目的,检察官与警察以彻底的侦查为核心,并以充足的证据为基础进行起诉,法院竭力调查案件细微的真相,最后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结果。"精密司法"现象暴露出了日本过于纠问化的侦查、过于严格化的起诉以及过于依赖案卷笔录的审判等问题。中国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日本非常类似,但是在程度上则更为极端化。日本的"精密司法"现象提醒中国未来的刑事诉讼改革,吸收借鉴当事人制度的精髓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应当探索一条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