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刑事诉讼律师的困境与法治--文化分析模式

本文从中国刑事诉讼事务中辩护律师与公权力所对应的权利与权力这二种社会现象的不同哲学底蕴入手,以中国司法实践中所暴露的一些现象引发出对嵌入在刑辩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中国语境的图景式展示,包括刑事诉讼中各个相关主体的心理与行动展示的总体图景,中国民众的心理定势与价值判断的文脉语境,法律人的来源与素质导致其对律师制度设置初衷的误读或无知的图景等,采用文化分析的方式,将其放置在法治的视野下做相关探索,从而为建立适合中国文化语境的律师制度与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思考与论证。

中国直销立法之痛

在我国，政府从事经济管制活动，主要采取两种基本管制方式：一是对管制对象进行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定义；二是对于管制对象归属的行业制定严厉的准入制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一种恶性的经济活动被管制时，一种形式相近却本质不同的良性经济生活也会被随之打击甚至消失。《直销管理条例》中，形式主义定义和准入制的管制方式再次出现。

传统知识视野下的地理标志保护研究

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标识,地理标志具有典型的传统知识的属性,地理标志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标识的保护上。地理标志保护应当运用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要求、手册等多层次规范体系,实施对地理标志传统知识的维护、发展、利用与法律保护,促进地理标志产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预算改革路径研究

尽管宪法给予了国家权力机关批准政府预算的权力,但过去预算文件过于简单或分类不太科学,缺少民主的决策和审批过程,预算不公开透明,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改进预算编制方法是实现公共预算民主、透明和加强人大对公共预算更好监督的前提;加强人大代表和公众的参与,建立以人大为核心的绩效评估机制是预算科学性、合理性的保障。

法院与新闻自由

最高法院最近在京召开全国法院新闻工作会议，就法院新闻发布和媒体报道等问题作出若干规定，其中包括了诸多限制性的规定。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法院有监督下级法院工作的权力。最高法院召开此次会议，对法院新闻发布工作作出部署，乃是其工作监督的职务行为，本无可厚非。但仔细检视此次发布的司法限令，却发现令人忧虑之处。

自媒体转载，界限在哪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明确了自媒体等转载网络信息的责任构成。自媒体转发者承担责任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转载者性质认定；二是转载信息侵权明显程度认定；三是以是否修改转载内容进行认定。

宪法如何落刭实处？

近八年前的2001年，齐玉苓受教育权案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就此作出司法解释，第一次确认了宪法的法律性，也就是宪法应当在司法实践中被具体适用的主张。此举震动法学界，宪法司法化的硝烟至今未息。然而，2008年底，最高法院废黜此司法解释，理由是“已经停止适用”。

媒体维权：问题与出路

赌徒们往往豪阔大方，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不需要劳动获得的利益也就不会珍惜；而一年四季躬耕于垄亩者，往往舍不得让一粒米浪费掉。

法院究竟为何物

法院承担更多政治使命，或让法院在司法中频繁涉入实质性的政治判断，无疑是将司法重新置于政治争议中。这既非设计法院的初衷，也可能会令法院失去其司法权威。

资本、伦理与法治困局

与清华大学学生用硫酸泼熊．复旦大学研究生“虐猫”等虐待动物的行为相比，“虐猫”视频事件，显然不是单纯的个人发泄行为，也不是一两个有虐待动物倾向的人摄制的供自我娱乐的作品。而是精心组织、策划、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在这个事件背后，存在着一个从制作拍摄．网络收费下载与传输以及制作和销售光盘的复杂而有效的产业化链条。这次“虐猫”视频事件，不过是这种产业化运作过程中偶然事发的一个意外事件而已。

“红帽子”掩不住的政企问题

“红帽子”企业实质上是指私营企业．但是它却登记为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种原因是早期特别是在1988年我国《私营企业条例》出台之前．私营企业并没有法律地位．一个人要投资办私营企业的话．一般来说他只有登记为集体企业或者是国有企业才具有法律地位。第二种原因就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国家的政策，例如税收啊．银行贷款啊．政治地位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所以有许多私营企业宁愿登记为国有企业或者是集体企业．这样才能够寻得一个好的身份．才能够获得政策上的优惠。

精神病人也须“依法送治”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电影《追捕》一度风靡中国大陆。检察官杜丘被冤屈追捕，历经千难万险，最后捣毁了以精神病院为窝点的黑暗势力。电影里精神病院对病人的虐待和迫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权力失衡与社会暴力化

从一般意义上说，崔英杰杀人案本身不过是一个偶发个案，与每日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刑事案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崔杀死的是城管队长，该案就被转换为无证商贩与城管人员之争，又进一步演变成弱势群体对强权的抵抗。这种解释转换的背后，不过是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一种集体性反应。

公共政策与公民美德

为了改善社会治安，钟南山先生建议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门也倡导警察要“敢于开枪”。这些主张和倡议极其敏感，自然引起了媒体和网络的高度关注。

歧视、偏见与平等保护

把弱势群体，包括那些我们不怎么喜欢的群体作为平等者平等对待，不仅是一项应该坚持的重要的立法原则，也应该是社会基本的公民道德。

乡村自治与政府责任

政府不能随意将维护社会治安等职责转移给乡村自治，否则就是把治安成本再次转嫁给村民，于村民固然不公，政府亦会因为不履行其应尽职责，失去本已薄弱的合法性基础。

法治时代的复仇

法律要取代复仇，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手段，前提是要建立人民对法律的信任。而信任的基础，则来自于看得见的法律正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落实宪政体制。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

因致力于公共事务的讨论而分割他人隐私的行为，不会危及媒体在促进民主进程中所获得的尊严；新闻界如果能守护通过新闻自由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美德，致力于社会利益，就能对此做出特殊的贡献。

卖淫与法治

我们不得不去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道德局面：即社会集体道德对待卖淫者实施处罚的道德正当性，在这个特殊的卖淫群体面前不再有效。而让这种卖淫行为合法化，又会强烈地与这种主流性伦理相冲突。

代孕合法化的伦理难题

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一直聚讼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民间对代孕需求甚殷，事实上的代孕也并不少见。各种代孕中介、代孕网站应运而生。尽管官方出面取缔各种代孕中介，关闭了相关网站，但并不能因此遏制代孕交易，而是使之转入地下，反而使代孕当事人处境更为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