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职权之处分研究

传统上认为"行政职权不可处分"的观点,实质上与行政权、行政职权的属性存在冲突和矛盾。在行政法理论和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着行政职权处分的情形,而且意思自治、不确定法律概念、实质法治主义等理论和现代法治实践的客观需要,都为行政职权处分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了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

我国控烟领域履约机制的反思及对策

2010年5月29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控烟战略暨控烟法律专家工作组成立大会",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控烟NGO,各有关省市法律部门的专家、学者、负责同志参加。围绕中国2003年签署、2006年生效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及其实施准则,与会专家指出,中国的控烟现状十分严峻,应积极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创建城市无烟环境;《公约》及其实施准则需要中国政府(中央和地方)进行善意履行,其效力层级应仅次于宪法,并通过转化的方式体现到国内法律规范体系中;《公约》不同于其他国际公约,从实施层面看,依赖于政府的自觉履行,地方立法不应与中央立法冲突,两者更不应直接违反《公约》;政府应从保障人类身体健康角度积极开展控烟工作,树立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通过比较,国内现行控烟法律规范与《公约》及其实施准则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应积极从地方立法和整体角度寻求突破;从法律本质上看,控烟行动中存在权利冲突,应寻求一种交易式的解决方式进行平衡。本刊特将本次会议中有关法律专家的报告编辑刊发,以昭示中国控烟工作的战略意义和其中的突出法律问题。

《精神卫生法》是健康法更是人权法

带着社会各界的期盼，《精神卫生法》终于在今年10月26日出台，从最初的起草到颁布，其间历经20余年、10余次修改，可谓是“干呼万唤始出来”，其最大的亮点是针对乱收治问题的规范。

《公共卫生安全的法治化》系列报道之七:完善传染病防治法 重构疾病控制机构工作机制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控制过程中,我国疾控机制在病毒研究、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诊疗规范发布等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控制了疫情恶化,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众多国家的赞誉。然而,疾控机制在疫情早期的监测、预警工作效果并不理想,错失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造成病毒的肆虐。可见,我国疾控机制仍有许多待改进之处,这都要体现在对法律制度的设计上。

互联网医疗，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顾励医疗机构应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推进互联网医疗，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效率放在第二位。国家对互联网医疗一直持支持态度，但由于这一新业态刚刚兴起，相关机制不够健全，近年来一直在逐渐强化监督和管理。互联网医疗服务与其他互联网服务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不可试错性，因此在效率和安全两个价值取向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疫苗行业迎法治大考

疫苗作为一类特殊药品,事关国计民生,与公众作为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益息息相关。药品监管,尤其是疫苗作为行政法监管的重点领域,其制度运转过程必须充分体现以生命健康权益保障为原则。同时,疫苗作为疾病预防的最佳措施,建立和推广预防接种制度正是为了降低乃至消除公众未来失去健康的可能性,防患于未然。因此,疫苗与生命健康权益的相关性,生产、运输等程序的特殊性以及较大的需求量等,使疫苗行业的监管面临着诸多挑战。

全国性控烟立法不可或缺

在推进控烟问题上，全国性立法和地方性立法都是不能缺失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