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半封建”的理解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质

中日译者以中国故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语中表述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us一词,后来在中国将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称为"封建社会"。此说在中国近代社会及学术界形成主流认识。然而,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有所关注的问题。冯天瑜教授《"封建"考论》一书的出版,再次将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两年来,关于封建译名以及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讨论,不断见诸报端,并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不同意见。本刊认为,这场讨论,从"封建"译名引申到学术概念的界定,更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再认识,不仅关系到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问题,更关系着我们对中国秦汉以后社会性质的判断,关系重大,意义深远。所以,本刊决定以笔谈的形式参与这场讨论,并欢迎学界同仁热情赐稿。

《历史不是小姑娘》自序

客岁初春时节．酝酿有年的湘潭大学出版社正式获准开基．该校学报主编章育良教授擎旗创社．藉电话示以约稿之雅意，我却苦于拿不出现成的书稿予以回应．唯有一句口头祝贺，一如公事公办．虽然我的口头与心头是直通无碍的。再过半年，育良借晋京赴会之便，沿京昌高速公路登门，还携该社干将三人同行．醉翁之意仍在约稿。“何需功利通寰宇，岂止乡谊落潭州”。

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

关于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的“苏俄转向”的解释,学界一直聚讼纷纭。本文通过对已经解密的档案的分析,认为这一转向乃是孙中山在寻求国家统一过程中,与国内各政治、军事的实力角逐的结果,也是选择在华国际的势力,尤其是在与苏俄的物质援助及意识形态输入之间博弈的结果,是孙中山对政治的纯技术化对待的产物。这一转向,预示着近代中国由传统的道德政治向现代的技术政治的转型,它将中国带入欧美霸权与苏俄霸权两极对抗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在为中国奠定统一基础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为苏俄国际战略的牺牲品,民族主义与利害关系的亲缘由此得以充分体现,它所遗留的政治后果还有待进一步清理。

学术规范与博士生教育

本文针对目前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六大突出问题,立足于学术规范的立场,提供了八大应对举措。作者认为,博士生培养若能从综合治理入手,全面整顿,则广大师生不仅是学术规范的受制者,而且还将是它的受益者。

从《纽约时报》看伍廷芳病逝前夕与孙中山的关系真相

查阅《纽约时报》的多篇报道以及对伍廷芳本人的采访,加上知情人伍朝枢的叙述,参照当时的南方局势与伍廷芳的个人旨趣可知,在伍廷芳病逝前的一周之内,伍廷芳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伍廷芳病故之前的辞职通电就是伍孙同盟解除的标志。个中原因,主要是伍廷芳既失望于调停陈、孙矛盾的失败,也不满于孙中山不听他的劝阻,下令轰射市区,才觉得"五年一无所获"。在如何对待发动兵变的陈炯明与无辜的普通民众的问题上,孙、伍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职业革命家与留洋攻法的法律人兼外交家之间的身份差异。

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分析——关于评判近人曾国藩的方法论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相关性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涉外争端频仍,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应当属于高于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或党派利益的客观存在。在对近人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既要看到腐败程度胜过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有限性与虚幻性,也要看到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发起"洋务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至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拼得声名",力保和局,何尝不是其爱国情怀在两难困境中的艰难闪现?

辛亥革命的核心价值与近代民权政治的艰难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与成败得失、历史价值、作用或者意义与影响等问题,中外学者至今见仁见智,聚讼纷纭。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特请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先生邀约来自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海峡两岸三地六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集中探讨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权建设的相关问题,包括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核心价值、法治精神、思想遗产、革命建国与秩序重建、民权政治的实效与艰难、临时约法制宪权的矛盾等等,视角迥异,内容翔实,力戒泛泛而论,可望有助于学界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百年国史有新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中国近代通史》近期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各卷名称如下: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第2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第3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第6卷《民国的初建(1912—1923)》,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8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9卷《抗日战争(1937—1945)》,第10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本书的出版,完成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对于1840—1949年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本书的撰写还是一个尝试。本刊特别约请我国近代史学界几位著名学者通过笔谈的形式发表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救荒无奇策:清代灾赈方式及其特点

清朝灾赈方式名目繁多,贯穿整个赈灾过程,不同的赈名面向不同的赈济对象,规定了不同时期的赈灾期限和标准,体现了清代荒政既系统严密又灵活多变的实施特点,这有利于加强对灾赈钱粮的合理分布和管控,也有利于将赈灾和农业生产恢复紧密关联起来。不过,由于灾赈方式名目繁多而不易把握,增加了赈灾的繁难程度,对地方官员的办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晚清以降,在官赈能力衰落、筹赈艰难的情势下,地方官不得已改赈为抚,对传统灾赈方式进行了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