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法之立法理念

立法理念是立法的内在精神和最高原理,其体现立法者对立法之本质、原则及其运作规律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取向,是实现法之最终目的的最高思想境界.正确的立法理念是构建与完善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

论海岛生态的国际环境法保护

海岛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球海洋治理以及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价值,而海岛生态的破坏,则可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我国海洋权益的保障产生负面影响。有鉴于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体系等现行国际法将海岛生态保护列为国际社会发展目标之一,对小岛屿国家生态保护施以特殊援助,也留意到了海岛自然保护区规划问题。但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例如未彰显海岛生存权的环境伦理观,忽略了小岛屿国家以外的海岛保护,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区分占有与共同保护之间协调不足等。对此,我国可着力推动海岛生态保护之国际环境法的拓展,扩大国际环境法保护海岛的范围,完善分类保护海岛生态的制度安排,并增加权益重叠区合作保护海岛生态的规定。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合作机制评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

《巴黎协定》在国际环境条约层面明确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模式,并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契机,通过制定施行《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国际环境合作基本理念,将该理念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纳入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通过制定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构建了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是以东亚为重心的三层级模式,参与主体涵盖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地方公共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成效,能够为推进东亚区域性气候治理合作共赢提供经验借鉴。

试论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

环境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产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使得行政机关不得不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而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可能会侵害公众的自由和权利。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思考环境风险的性质,通过程序规定促进实体问题的解决。具体而言,需要完善公众参与,规范行政机关的决策程序,在执行中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自我管理的作用,同时加强公众监督。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其规制

环境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产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给行政机关的规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由于无法可依,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就会破坏社会秩序。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科学问题,要消除它,需要公众就相关的实体问题达成共识,并以此作为行政机关规制的基础。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安排上,应当使民意贯穿于规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

韩国《绿色增长基本法》立法过程研究

文章探究了韩国《绿色增长基本法》的制定过程,整理了本次立法的立法背景及意义,并收集了各发达国家有关气候变化的对应情况。特别是仔细介绍了在李明博总统的强力推进下有关政府部门、民间部门政策相关人员之间的矛盾和争夺。通过仔细研究《绿色增长基本法》的内容和掌握立法过程中各利益集团的反应及对立情况,认为为实现人类文明的持续繁荣而选择"低碳绿色发展之路"过程中统治者的政策意志十分重要。

环境伦理之于国际环境立法

人类与环境,两者存在于统一体中,而环境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直面"环境危机",实质是人类的生存危机,我们必须以环境立法规范自己的环境行为。但倘若我们的环境规范不能正确反映环境伦理,则将不会获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本文以解析环境问题的实质切入,从自然的生存权、地球有限性、人与自然共依存、代际公平和代内平等、可持续发展等进行阐述,力求阐明国际环境立法须基于环境伦理基础,以期国际环境立法切合客观实际,达良法善治之效。

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船舶污染的管辖权

国际社会仍须通过和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修订机制,对相关条款加以修订,以促进沿海国对海洋环境管辖权的有效行使。这将减少国家之间的争端,更好地保护海洋环境。

跨界流域民族地区文化遗产利益补偿的法治保障

跨界流域建设开发与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共生关系尚未形成,在现有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未考虑对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的补偿,造成民族民间艺术面临诸多保护问题。跨界流域是水文化遗产的载体,其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具有“活态”特征,需活态“传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国家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也应当包括对流域所承载的文化遗产。保护流域民族文化遗产就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国家在跨界流域民族地区文化遗产利益补偿的公法属性不可磨灭,为此应该从利益共享、国家预警、创新保护传承利用三方面予以法治构建。

国际法的“国家责任”之我见

国际法是国际交往中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和规则,是国际关系的准则。作为国际法中核的"国家责任"则体现了国际法的强制性,是保证国际法主体遵守国际法规范的重要法律手段,它不仅对于维持正常的国际关系、稳定国际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且作为对国际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强力工具而促进国际法的发展。迄今,"国家责任"不仅扩大了其主体范围,且从传统的国际不法行为之责任发展到跨界损害责任,而跨界影响的国家责任更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解决的新课题。

美国联邦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所涉重点问题研究

美国是较早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关注、研究和立法的国家之一。美国联邦层面的气候变化立法从早期的只关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支持,到关注发展新能源以实现能源独立,再到近期向新的能源模式转移、强调能源安全与就业,表明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不仅在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新能源、促进就业、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维持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能源领域的话语权。虽然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参议院于2010年5月提出的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给世人带来了一线曙光,但2011年—2012年美国国会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提案则表明,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在近期很难有较大的实质性进展。但无论如何,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立法的许多草案文本对中国的相关立法会有借鉴意义。

如何保障新《环境保护法》有效实施

徒法不能以自行,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要落到实处,真正发挥效力,必须建立健全实施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为此,应加强环境教育和环境法的宣传普及,营造环境法治文化,让社会成员知法、懂法,普遍遵守环境法律义务,真正有力地推动法律贯彻。同时,进一步制订实施细则,构建诸如＂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等具体制度,以切实保障其实施。新《环保法》对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并未做出实质调整,说明部门间的利益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的协调,应进一步加强监督,严格责任。

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损害补偿责任

气候变化是人类当前面临的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自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托里比翁(Johnson Toribiong)于2011年9月的联合国峰会上呼吁联大向国际法院寻求咨询意见"以确定各国是否有法律责任确保其领土上的任何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不会危害其他国家"以来,"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损害国际机制"成为历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焦点,终于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上形成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华沙损失损害国际机制,成为了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立法领域的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本文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客观现实入手,深刻揭示了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所导致的损失与危害的华沙机制的法律属性,将其界定为"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损害补偿责任",从国际环境立法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国家责任理论。

论“低碳”

"低碳"风靡世界,被视为是各国应对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然而,"低碳"究竟是什么?应如何界定之?其内涵又是什么?对于发展水平迥异的世界各国而言,又该如何确定其标准?本文从国际环境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强调"低碳"是一种区别于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新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实质是节能减排,推行清洁生产,提高绿色GDP,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侨民保护”

侨民是一个国家拓展海外利益的重要资源和力量,强有力的侨民保护是既关系到国家形象更是国家主权意识和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本文在分析侨民保护的法理基础及客观需要的基础上提出作者的见解,并明确保护侨民权益与人身安全,是国家权利更是国家固有的责任与义务。

东京都市圈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对京津冀的启示

京津冀城市群与东京大都市圈不仅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存在共通之处,其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过程所显现的污染源及污染物种类等特征也相似。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和东京大都市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在全面介绍东京大都市圈大气污染防治的过程与成效,并系统分析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路径的基础上,根据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特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体系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政策形成、政策框架、政策实施3个方面,提出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