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研究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管好用好作为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要素的农村集体资产。当前,一些地区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中面临管理手段单一、理念陈旧、人才匮乏等现实困境,亟需依托专业化管理人才队伍建设,逐步转变轻视非经营性资产管理的陈旧理念,补齐乡村振兴短板,兼顾集体资产管理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推动对于集体资源性、经营性及非经营性资产的协同管理。

用法治力量护航粮食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规定粮食安全保障工作的专门法律,蕴含了鲜明的本土性、协同性和发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出台为粮食安全构筑了法治保障,后续需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有效贯彻落实,也需要与相关法律政策进行衔接统合协调,构建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系统性的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

论电商平台农产品数据共享的法治进路

作为新时代贯通城乡经济、振兴乡村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电商平台与政府、相关企业和农户等利益相关主体共享农产品数据,源于农产品数据的公共利益属性,以及基于电商平台兼具数据持有者权利与“私权力”的双重构造。实践中,电商平台面临着农产品数据共享与商业秘密保护边界不清、农产品数据共享义务履行与权利享有不匹配、农产品数据共享的分配结果不公平等多重困境,在我国实施“数商兴农”工程背景下,亟须构建和完善数据共享制度予以纾解。我国立法及法律适用应当着眼于约束与激励并行的理念,基于“平台+政府”联动供给的间接路径,建立健全农产品数据捐赠制度、农产品数据共享的财税激励制度以及农产品数据资源再分配制度。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基层党组织职能发挥、农民的共建共享以及市场化经营模式伴生风险控制等层面依然有一些发展困境需要关注和解决。目前,各地根据地方发展实际,探索出多元化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其中蕴涵的共性原则包括:坚持将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坚持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坚持依靠法治防控风险,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指引。

管制及其改进:中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逻辑进路

四十年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主题始终在于调试管制与市场的关系。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土地利用的强外部性决定土地制度的重要特质在于管制。改革的过程恰恰是在政府适度管制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推动土地要素资源与劳动力、资本重新配置结合的过程。当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去管制、脱离管制,而是如何将管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改进管制能力,提升管制水平。既要保障产权主体权利,又要有效平衡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

新时代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农村养老问题持续关注。农村养老问题已成为制约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关键因素,关涉民生福祉增进和共同富裕实现,必须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农村社区养老兼具家庭和社会养老双重优势,更加契合“三农”发展、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以及乡土中国文化习俗。为有效纾解农村养老困局,当务之急是以政府为主导,有效整合既有城乡养老要素资源,依托农村内生村治组织,嵌入外部社会组织并引入社会慈善力量,构建农村社区养老共同体。同时也要积极应用新兴信息技术,智慧赋能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规制食品浪费的法治进路

食品浪费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不仅意味着对食品本身的浪费,更意味着与食品生产相关的土地、水等资源的浪费以及生产资料消耗,乃至对环境的污染破坏。这就需要政府运用公权力对于食品消费领域予以适度规制,一方面要确保私权有效行使,保障民众的食品消费权以及食品经营者的食品经营权,另一方面也要对食品浪费行为给予适度干预和约束。

粮食安全视角下耕地“非粮化”的规制研究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中央把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作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凸显粮食生产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重要位置。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毋庸讳言,粮食安全的前提首先是耕地数量安全。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就会影响粮食产量,进而威胁粮食安全。因此,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就必须有效规制耕地“非粮化”。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制度完善研究

粮食可持续安全关系国民生存和发展。耕地地力的良好状态是粮食可持续产出的根基。作为落实“藏粮于地”战略的重要举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乃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实现粮食可持续安全的重要财政调控手段。审视当前补贴制度实践,在具体规范设定及绩效核定方面均存在与“功能性”转向的背离。亟待明晰补贴对象,修正普惠制补贴标准,注重补贴效果的核验并使之与补贴发放有效衔接。

实施特殊转移支付重在聚焦精准

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以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为目标,推动资金直达市县基层惠企利民,其本质上是我国财政制度以及宏观调控方式的一次创新。特殊转移支付属于公共财政范畴,必须强化其公共财政属性,贯彻预算民主法治,将其纳入我国既有财政体制框架。着眼于平衡资金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建议借鉴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和经验,聚焦精准,有效实现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评价和精准监督。作为非常规操作和财政直达性工具,特殊转移支付所面临的风险具有一定的特异性需提前防范。

粮食安全视阈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法律困境及出路

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在于耕地。在18亿亩耕地红线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着眼于提升耕地质量,建设一批高标准农田是落实国家“藏粮于地”的粮食安全新战略的关键举措。从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实际出发,检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源,立足于解决粮食安全视阈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关键法律问题。审视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现状,还面临着主体权责配置不清、利益冲突屡见不鲜和监管机制构建不完备等法律困境,严重滞碍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进程。亟待完备多元协同合作建设机制,合理配置相关主体之间的权责,构建利益平衡与协调机制,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为我国农田建设和粮食安全保障等相关立法提供有针对性的立法智慧,从而发挥法律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对保障粮食安全所具有的长效作用。

论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协同合作

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供给公共服务已然无法有效地契合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合作被视为针对紧迫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公共服务供给本质上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需要考量服务具体类型,匹配不同的供给主体,相应采选差异化的供给方式。而政府、市场主体、社会非营利组织在结构、功能等层面的互补性也决定了必须通过多元协同合作供给,方能有效求解单一主体供给所面临的掣肘和困境。

加强中央储备粮质量监管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我国中央储备粮是粮食储备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储备情况事关粮食储备“稳定器”功能的有效发挥,更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当下,囿于现有制度和监管机制不完善,窒碍了中央储备粮作用的发挥。着眼于中央粮食储备的各环节,当务之急是加强中央储备粮的质量监管,在入口环节要加强收购时的第三方参与,在监管过程中应发挥信息化技术进而健全溯源机制,在出口环节严格落实承储企业法律责任。

渔业补贴对中国北部湾渔业的影响

为了抑制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1年开始就取缔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的渔业补贴进行讨论,世界贸易组织在近期也承诺将会于2021年提前完成渔业补贴谈判。北部湾地区作为我国海洋渔业重点地区,超过100万的海洋渔业人口需要渔业补贴应对渔业市场价格冲击、国际渔业竞争等问题,对渔业补贴政策研究而言具有典型代表性。若贸然取消或限制渔业补贴则必然会对北部湾地区乃至我国渔业民生、渔业产业发展国际渔业贸易造成极大冲击。基于此,我国更需要在研判渔业补贴谈判的基础上推动新《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等国际合作政策方针的制定,助力我国渔业补贴新政策的转型与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