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视角下代孕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基于现代生育技术而发展的代孕技术与代孕产业逐渐由暗入明,进入了社会公众视野,并且引起了理论与实践的争议。代孕是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我国也亟须厘清关于代孕的基本方向,进而搭建合理、合法且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目前,学界关于代孕行为存在“绝对禁止”和“有限合法”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代孕行为侵犯人格尊严而应当绝对禁止,后者则主张在生育自由基础上的代孕有限合法化。从基本权利保护视角出发考量,无疑应当坚持代孕绝对禁止的立场,原因在于:代孕行为不仅侵犯了宪法法律所认可的系列权利,特别是人格尊严,还侵犯了宪法法律文本之外的应然法权诉求。但是,过于绝对化理想化的立场也有值得反思的空间。关于代孕绝对禁止的观点由于过于绝对化,未能给予代孕技术本身相对公允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特殊群体的现实需求。当前,我国关于代孕行为的法律规制体系尚不健全,存在立法空白以及处罚力度不足等现实困境。对此,持续推进代孕行为的有效规制固然是应予坚持的基本方向。为搭建关于代孕的合理规制体系,应当多措并举,系统性构建代孕行为的预防与制裁机制。其中,健全以专门立法为核心的法律规制体系,强化代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优化代孕行为的刑事归责思路,应当被重点关切。

公司越权担保的法律规制及债权人的审查责任

越权原则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公司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是公司法、合同法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理论和实务争议较大,需要立法、司法规制。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确立公司越权对外担保“有效为原则,无效为例外”的效力认定规则,其核心是判断债权人对公司越权担保是否尽到审查责任。债权人构成善意的,担保合同有效,否则担保合同无效。公司章程是债权人审查公司对外担保决议是否合规的基本依据,债权人对公司对外担保决议仅负形式审查义务。

论作品独创性的判断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一直未明确“独创性”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独创性判断标准呈现多样化,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界定独创性并优化其判断标准刻不容缓。认定独创性,应考虑著作权法的目的:明确“独”的规范意义;对“创”的认定,不能单纯考察作品的创新部分在整部作品中的占比,而应对作品类别进行细致区分,考虑涉案表达是否与公有领域的表达有差异。优化独创性判断标准有助于统一司法判决的尺度,确保公正与效率。

郑众“两朝五门”与郑玄“三朝五门”布局成因考

《周礼》郑玄注中有“三朝五门”布局,三朝指外、治、燕朝,五门指皋、库、雉、应、路门,郑玄认为路门之内为燕朝,路门之外为治朝,库门之外为外朝(《周礼·秋官·朝士》),此布局频繁应用于中国古代的都城规划之中,并不是无用之物。目前学界对于“三朝五门”布局已有一定数量的先行研究,虽基本可以认为“三朝五门”布局属后出,并非周制[1],但仍可以层累的历史观看待此布局,即将其视为汉儒都城规划的蓝图。东汉大儒郑众“两朝五门”与郑玄“三朝五门”布局存在一定的不同,本文拟从郑众“两朝五门”与郑玄“三朝五门”布局的不同处入手,通过考察两者不同的成因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探析汉制在郑众、玄解经时的作用,并为观察汉儒解经之法提供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