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深化与扩大的阻力:经济因素还是政治认同?

本文依据"常规欧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英国退欧之后欧盟公众关涉欧元的立场及其影响因素予以了深入的考察。回归结果表明,国家主权及民族文化范畴内的政治认同问题是欧盟及欧元区公众目前不支持欧元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经济因素虽然也对公众的欧元支持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效度远不及政治因素强烈。籍此,欧盟的当务之急并不必然是以统一欧元区预算甚至建构财政联盟为核心的深化改革,坚持既有的一体化水平,抚慰欧盟及欧元区公众因多重危机导致的震荡甚至创伤可能更为迫切。

大国关系演变对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影响及其特征

大国竞争既不是当今时代的底色,也不是大国关系的全部。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虽有所加剧,但与过去不同,很难以纯粹竞争的形态展开。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全球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需求使得大国关系既存在竞争更需要互动与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大国关系对地区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可决定一个地区力量格局的基本架构,而地区国家因国内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政策变化也有可能会改变彼此间的关系组合,从而使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化。东北亚地区大国聚集、同盟关系交错,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在产业上的高度依存、朝韩关系的特殊性、韩国国内政治分化,再加上在该地区有广泛利益的美国不断强化与盟国日本、韩国的三边军事合作等因素都将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走向,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战略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

“中韩关系二十年:成就与挑战”研讨会综述

今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又是"中韩友好交流年"。为了继续增进两国关系发展,总结过去,面向未来,2012年5月8日,由欧美同学会朝韩分会和留日分会联合举办,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东北亚学刊》。

认知偏差、威胁建构与美国对中国海洋战略的政策反应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的中国海洋战略是一项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综合性议程,但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进行了“选择性认知”,从而形成了偏差认知,并在其上构建了中国海洋战略的所谓“威胁”,进而传导至实际政策。其中,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是美国战略界形成偏差认知并进行威胁建构的主要原因。同时,部门利益的追逐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为了化解中美间的海上安全困境,一方面,中国需要向美国阐明中国海洋战略的经济性与合作性,弱化美方的认知偏差。同时,要善于运用“斗争+妥协”艺术,呼吁中美之间建立海上危机管控机制,努力维持并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还需加快与东盟国家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程,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的海上公共产品,增强周边国家对“海上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消释其因中国海上力量的壮大而产生的疑虑情绪,从而消解美国的遏制政策所带来的压力。

“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学术研讨综述

东亚国际体系是否以及如何转型？中国和东亚各国正在形成何种互动关系？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如何？为了弄清这些足以影响当今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2011年10月22—2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了主题为“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葡萄牙治理毒品危害的去刑法化改革:绩效与借鉴

葡萄牙毒品使用的去刑法化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而其本源在于观念的变革,即由对毒品的"零容忍"趋向于注重政策实效性的务实主义的转变。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效仿。尽管葡萄牙模式的可持续性及可复制性仍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但其观念更新基础上的多层级治理体系的建构,无疑为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毒品消费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探索。

第二届“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19—20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届“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围绕“东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协商与合作”这一议题展开了讨论。本次研讨会还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

浅谈美国“重返”亚洲

2011年下半年开始，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出现了紧张迹象，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一时间风起云涌，而此时美国可谓借风造势，高调介入该地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去年遍访亚洲各国，每到一处都会强调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并在夏天访问越南时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同时，美国和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11月访问菲律宾时签署了《马尼拉宣言》，表示将帮助菲律宾提升防务能力，随后还表示美国将研究不定期在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驻扎地面部队的可行性。

税、生活与社会

国家和国民是统一对立的整体，双方互相依存但利益又并非完全一致，需要在政治生活中不断调整彼此的关系。某些情况下，双方的关系比较微妙，其中，税恐怕最能体现这种关系了。在对待税收上，国家（政府）和国民之间某种意义上是一组矛盾。税收是国家可以正常运营的基本财政保障之一，税收少了国家和政府会觉得自己利益受到损害，行动会不方便，为社会和国民提供的服务就会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因此收钱和花钱的政府自然希望多征税，

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

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

“印太”视域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背景、内涵与影响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推行“印太战略”和南亚新政策,在中国周边进行战略重组。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落地实施的大背景下,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及其以“抑巴扬印”为主基调的南亚政策的调整与变化,被普遍认为战略指向明显。这不仅直接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地区的推进,而且对于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将受到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

地区主义、选举制改革与第二十一届韩国国会选举

地区主义是韩国政治发展中的沉疴痼疾之一。为弱化地区主义,第二十一届韩国国会选举改革了选举制度,引入了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因降低了选民的法定年龄,选民结构也有所变化。同时,这届国会选举的时间正处于文在寅政府执政近3年之际,在韩国政治日程的时间坐标上占位比较重要,从而使得本届国会选举具有了检验新选举制度的功效,观测韩国民众整体政治倾向发展变化趋势的功能。选举以文在寅所属的共同民主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而结束,这一结果不但意味着保守政党所秉持的所谓"保守"理念已经难以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也意味着文在寅政府执政的法律、政治和社会环境将得到改善。这不仅有利于文在寅政府继续推进其内外政策,也为共同民主党赢得下届总统大选奠定了一定基础。

系统属性、内外协调与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

系统属性与内外协调是美国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这源于朝鲜半岛地区是一种紧密型的地区体系。冷战结束初期的“一超多强”格局使得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系统属性较弱,内外协调的特征十分明显。随着遏制中国战略的制定,美国对朝政策的系统属性逐渐增强,对朝政策逐渐失去独立性,开始套嵌于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在内外协调方面,因国内战略共识的形成,内部协调的必要性逐步下降,但因韩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存在,外部协调的特征仍然明显。从冷战结束初期的克林顿政府至当下执政的拜登政府,美国对朝政策整体上的发展轨迹展现出了上述特征。拜登政府执政后标榜其对朝政策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标,并追求一种精准而务实的方法,但实际上,其对朝政策已全面回归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战略忍耐”政策,且因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体系的构筑以及对朝延伸威慑的强化,具有“战略忍耐”加强版的特征。拜登政府的这一政策本身内含着其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会刺激朝鲜,使朝鲜的拥核意志更加坚定,另一方面,它还需抑制因“朝鲜威胁”的存在而日渐走强的韩国拥核冲动,以使韩国在安全战略上更加依赖美国,这会促使矛盾和张力在美韩之间以及韩国国内左右政治势力之间产生,激化韩国的党争,进而有可能催生出更激进的政客和更激进的政策,并给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带来更为复杂的影响。

英国14块“海外领土”的前途

联合国大会不久前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英国尊重国际法庭的裁定,结束在查戈斯群岛的"非法殖民统治",限时6个月把这一群岛的主权移交给非洲东部岛国毛里求斯。

欧盟内选民赞成脱欧的动机分析——基于政党分类与逻辑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ESS)的数据和逻辑回归模型,对欧盟成员国投票支持主流政党和左、中、右翼民粹政党以及赞同脱欧的选民的动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的作用总体上十分有限,各类选民赞成脱欧更多地受到了以移民问题为代表的具体政策的影响,而非在根本上持有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理念。这表明,秉持脱欧立场的选民并不完全否认欧洲一体化蕴含的积极意义,而欧盟旨在缓解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压力,应在坚持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更多地聚焦于具体议题的展开。

欧盟公共政策的规制性解析——理论述评与实证考察

秉承规制理论取向的学者在借鉴公共政策分类说的基础上指出,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发挥规制性职能的后现代联盟,其统合绩效更多地是依靠规制性政策实现的。由于过度授权、混合性政府特有的体制结构以及运行层次长期遵循的一系列潜规则,使欧盟面临因政策有效性不足导致的可信性危机,解决的路径是通过二次授权建立兼具立法及执法权能的"第四政府"式规制体系。本文在考察相关理论以及欧盟规制性政策演进历程的基础上认为,区域性规制不仅面临可信性危机,同时也存在政策失衡等紧迫性问题。前者更多地植根于欧盟的体制结构,是一个紧迫但不具有可行性的挑战。后者则因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一系列变革较少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因此是一个兼具紧迫性与可行性的问题。

欧盟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中国的应对之策——基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之争的分析

近年来,部分律师及学者对《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做出了多种解释,包括举证责任倒置说、企业自证说及修法说等。欧盟的反倾销法规及政策也随之体现出新的调整趋势,即有条件终止"低税率规则"的实施,以更加苛刻的市场扭曲标准取代原有的市场经济标准,强化对WTO出口成员的双反打压。中国的应对措施应该是一个多元复合体系,在加强司法救济与贸易反制的同时,适度加快市场开放的进程。反制和开放都应该是有选择的,前者的重点应集中于南欧急剧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后者的重心应落于部分对华贸易赤字规模庞大的西北欧成员国。从根本上来看,中欧围绕市场经济地位的争端,源自非传统安全领域战略层次的矛盾。尽管这一战略性分歧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欧关系"亦友非友"的基本属性,但是,包括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其他领域矛盾的长期沉淀与累加,不仅可能加剧战略层面的分歧,甚至有可能促使未来的中欧关系趋向于"似友非友"的转变。

“失败的前进”:欧盟域外制裁的理论诠释与实证考察

通过对自由政府间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有效通约,“失败的前进”分析框架创制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宏大理论界域,本文据此对欧盟/欧共体EPC和CFSP框架内的75个域外制裁案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欧盟相对有效的制度机制及制裁绩效,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挫折不断的、渐进式发展的历程。欧盟未来面临的真正难题在于,如何克服作为CFSP构成部分的域外制裁与整体政策目标之间产生的内在冲突,即通过制裁追求“共同安全”的努力,往往导致了“共同的不安全”。

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赤字之争——合法性输入与输出的二维考察

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学界关于欧盟民主赤字争论的本源性问题是欧洲一体化主导权的分配方式不同,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纵向维度的超国家、跨国家以及国家主义三大学派。从横向角度来看,相关争论主要在合法性输入与输出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其中合法性输入范畴内的理论流派有主权主义、后民族结构论以及多民民主论,合法性输出范畴内的理论流派主要包括自由政府间主义、宪政民主论与规制国家论。笔者认为,围绕民主赤字争论形成的各个流派都不同程度地交集于三个逻辑起点,即联盟公权力奠基的合法性、正义性及有效性。尽管三者间并不必然是零和关系,但却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这一方面导致了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过度繁殖,另一方面又使每一种理论带有先天性的不足。

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知多少

中美双边对话与合作机制的建设起步于两国建交前后。笔者根据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原政策研究室）编撰的年度报告《中国外交》、我国主要官方媒体的报道、相关部委官网公布的资料进行了统计整理,初步统计结果为：从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始,截止2015年10月,中美共建立了102个对话合作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文化、教育、反恐、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