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西文明通论课程为统领打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体系--中国政法大学通识课程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以打造文明熔炉为指向,融合不同领域学术内容的两门跨学科、综合性的全校必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西方文明通论"的建设,是中国政法大学通识教育改革落实"有灵魂的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举措。在十年的探索中,中西文明通论形成了各自独立又相得益彰的教学模式。西方文明通论的教学力图让学生了解作为人类文明大家庭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明的精神和特质,同时让学生通过西方文明的窗口,了解到现代文明的基本特质和来源。中华文明通论课程则通过全方位的教学设计和过程实施,力图引领学生提升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参与者和未来文明建设者的自觉、深刻认识及责任担当。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唱本述略

亚非学院图书馆有中国民间俗曲唱本约百余种,多出版于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其中宝卷类唱本24种、弹词唱本3种、说唱鼓词2种、广府唱本83种。广府唱本包括木鱼书81种、民间小戏1种、评话故事1种。刊印木鱼书的书坊不仅有五桂堂等著名书坊,还有一些未见或极少见于其他文献著录的书坊。这些唱本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普通高校公共音乐课教学改革路径探析——以中国政法大学民族器乐鉴赏课为例

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校美育工作,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是美育教育的重要阵地。近年来,虽然在该领域取得一定成效,但契合学生鉴赏需求、彰显传统音乐文化的课程教学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民族器乐鉴赏开设的专题课程亦不多见。本文将以笔者开设的中国政法大学民族器乐鉴赏课程为研究对象,从公共音乐教育的培养目标出发探究音乐审美与实践体验相融合的课堂教学改革实施路径,希望对优化公共音乐课堂的创新发展以及实现普通高校美育目标落地提供更多的路径思考。

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法制文学教育教学现状调查研究

加强教学改革与建设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文系教学工作的重点。为优化课程设置,加强特色教学,针对中文系法制文学的教育教学现状,《法制文学课程设计与改革》

卡夫卡文学世界“儿子们”群像塑造

该文聚焦于卡夫卡文学世界“儿子们”的群像塑造。通过童年经验分析卡夫卡心理长期处于恐惧状态的深层原因,并将其独特的“父子冲突”书写与奥匈帝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均衡转型相联系,提出卡夫卡笔下“自我矮化”的儿子群像正是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语境、族群境遇与家庭环境的文学呈现。作为表现主义德语文学运动边缘的作家,卡夫卡塑造的儿子群像具有特殊性,不是“儿子罢黜父亲”,而是“父亲罢黜儿子”。“儿子们”在水平社会流动与垂直社会流动层面取得的成就在父权之下毫无力量。这样的文学呈现也超越了个体体验上升为特定时代的群体体验。

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

史料是构建新中国史研究“三大体系”的基础。然而,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的严重滞后已然成为制约相关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科体系建设也明显滞后于研究实践的发展。迄今,有关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研究仍较多聚焦于相关史料的整理、分类、解读以及对个别史料的辨别考证等,更多的还是属于史料研究而非史料学研究。近几年,有学者已开始具体探讨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

通识教育、文学批评与课堂上的多元主义——理查德·麦基翁实用主义式的“一”与“多”

作为芝加哥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事业的重要参与者,理查德·麦基翁将多元论作为通识教育中跨学科教学的基础,他提出一套深入不同哲学家思想深处的文本分析方法,不仅极大启发了正处于文学批评专业化改革进程中的芝加哥大学文学批评派,更凸显了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为基础的教育理念如何作用于美国现代高校通识教育的建设。但是,实用主义式“一”与“多”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同样体现在麦基翁的教学与研究之中,这使得他课堂上的多元主义既展现了现代自由教育的包容与平等,也凸显出某种更为深刻的困境,即教育如何在保证个体多样性发展的同时,为现代心灵带去坚实、笃一的价值指引。

数字时代行政法治建设的困境与突围

随着数字技术对公共治理的深入参与,行政法治体系在应对法律复杂性、数据鸿沟、权益保护以及行政公平失衡等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在意旨与遵循层面,数字时代的行政法治建设应当致力于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实现,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要求行政权坚持人的目的属性,积极探索技术应用与制度建构的平衡。在实践层面,亟需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法律框架,优化公共治理中的算法决策机制,构建多方参与的法治化治理格局,并强化数字时代的行政法治意识,从而推动数字时代行政法治建设迈入新阶段,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高校传统文化必修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以中国政法大学“中华文明通论”课程为例

中国政法大学从打造精品课程的目标出发,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创新教育模式。以"中华文明通论"课为例,该课程定位是实现"有灵魂的通识教育"、学生认识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在教学团队、教学平台、教学过程的组织方面,实施名师引路、打造精品课堂、多管齐下建设多元教学平台、教学助手制等措施,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实现知识教育和文化熏陶的有机结合,对高校传统文化必修课程的开设提供借鉴。

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中国宝卷近30种,包括抄本及多种刻本,很多宝卷版本未为现存宝卷书目收录,其中《轮回宝卷》为目前所知《轮回》宝卷中最早的版本。藏本中还有东南亚刊印的宝卷七种。这些宝卷从内容看多为传统宗教类故事,反映民间信仰与庶民情感。这些海外版本让我们得以窥见传统唱本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流传、刊刻与生存状况,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

中国公案类文学的近代形态与民族书写

近代以来西方侦探故事大量风行,而本土的公案类文学并没有如一般人所推测的那样消失。相反,近代的中国公案文学呈现多元流传的生存形态。小说、唱本、评话等公案形态互相激发,题材互鉴,曲曲相生,由此形成文人视野下公案小说的启蒙姿态、大众视野下公案类唱本的坊间姿态及表演视野下公案评话的艺术姿态等多元形态。清末民初,北京、上海等地大量出版的公案石印本小说再一次呈现强大的叙述魅力。近代文人对公案等传统元素不断借用与看重,其背后隐含着的是对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其深层原因则是民族集体审美心理的呈现。

庶民情感与娱乐空间——德国藏中国俗文学刊本研究

德国三大图书馆均藏有中国清代民间俗文学刊本,其中尤以巴伐利亚图书馆为最。该馆庋藏不少清刊珍本与孤本,粤讴类和广东小戏类在国内或现存文献中殊难见到,这可以丰富相关文类的收藏,且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巴伐利亚图书馆藏《寒宫取笑》比国内同治版本至少早27年;《三凤鸾》则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粤剧且主角大量使用粤语的版本,比已知版本至少提前31年。这些珍贵的文献刊本对于考察清代中国民间文艺尤其是广府民间文艺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粤讴等俗曲文献清俊宛转,个体情感之执着与宗教情怀之解脱互为映衬,浓烈的地域风情洩露出鲜活的生命情趣,呈现出独特的民间情感与娱乐空间。

牛津大学藏中国宣讲唱本研究

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有14种湖北民间唱本文献。这些文献将今人难得一见的汉口宣讲唱本呈现于世人面前,颇有价值。首先,宣讲来源于清代的圣谕宣讲,映衬出浓厚的教化之风与乡土意趣,成为农耕文明中"熟人社会"构建的伦理底色与细节安排。宣讲善书不仅在汉口地区大量刊印,而且构成了汉口地区流动的"口头传媒"之重要景观。其次,从文学与审美的角度考察,日常伦理尤其家庭伦理成为善书重要的叙述方式与情感诉求。它的价值不在于词藻的堆积,而体现于现场的嬉笑怒骂、声声如诉,彰显了庶民百姓的日常情感与娱乐情态。

情感就是视野与格调——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文学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也是情感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除了教给学生知识外,对帮助学生理解现代中国历史、启发爱国情感和担当意识都很重要。本文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探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如何从大视野、大格局中帮助学生理解自己生活经验以外的历史情感、如何建构更美好、高尚的情感结构。

新文科背景下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中国政法大学—故宫博物院馆校结合为例

新文科重在构建新时代的文科教育发展格局,推动文科教育融合,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文科人才培养质量。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基于本土文化的特质,思考通识教育如何与博物馆结合有效承担保存、传递和发展本土文化的重任,彰显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基于实证研究切实关注大学在通识教育方面的现状,以中国政法大学与故宫博物院馆校结合为例,探索大学与博物馆馆校合作的通识教育实践路径。

人文语境与法律想象:中国公案文学新论

本文厘清了公案的渊源与概念,以公案戏曲和公案小说为例,探讨公案文学两个方面:第一,公案文学的人文哲理语境。公案故事在对具体案件的审判中都或多或少融入对天、地、人关系的叙事。"天地"绝不仅仅是受冤个体的简单呼喊,背后有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映照与理论预设;第二,公案文学中的法律想象。公案文学是在社会民众与地域风俗等"地方性知识"的浸润下形成的,在道与技之间多层次地呈现出传统民众的法律想象。

范式与超越——文学视域下对“法律与文学”研究的省思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律与文学”运动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虽然并非一帆风顺,却也基本处于稳定发展的态势。然而,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法律与文学研究却未像预期那样获得巨大的繁荣,基本上处于法学研究的边缘地带。诚然,基于法学专业知识与实用主义视角的考量,法学学者对法律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前景有理由担心与焦虑。然而,如果将焦点从“法学”视域转移到“文学”视域,这个跨学科研究将显示出它更丰富和更有前途的一面。鉴于此,本论文重新界定法律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为“涉法文学”研究,并为其在法律与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正名,进而为其未来的研究提供可能性的路径——还原文学性、情感转向、文化共识,意在超越现有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实用主义范式。在真正意义上,这形成了法律与文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双向互动。

传播学视阈里的中国文学海外流通效果研究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如何评估文学在异域的传播与交流效果,如何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呈现有启发意义的价值判断,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议题。因此,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还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历程,建构文学海外传播的效果研究模式,既能为中国文学在异域的流通提供多元的观察视角,真实客观地展现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又有利于调整中国的海外传播策略,探求中国文学如何在新媒介环境下、在异域的接受屏幕中呈现自身的价值与特色。此外,从传播学视角分析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文学理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也是比较文学自身充实和发展的需要。

中国说唱文学的海外传播与研究

19世纪上半叶,中国说唱文学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1874年司登德编译北京地区俗曲集《二十四颗玉珠串》,将子弟书第一次介绍给西方。此期俗曲编译较早期之《花笺记》翻译更具学术自觉,北京说唱被解释为人类重要成员的“精神状态”(司登德)与“民族的诗歌”(韦大列)。20世纪中叶,中国说唱逐渐进入西方学界的系统研究谱系,论著渐多。近30年来,海外学者们从文学史书写、性别文化、口传理论、族群认同等多维度研究中国说唱,说唱文学选本与译本也逐渐增多,且呈现出明确的学理思路与分类标准。这种“他者”的侧目与关注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说唱的学术研究有更丰瞻的理论视野与学术对话,对于中国说唱文学学科体系之建立、中华文化之多元传播洵为重要。

“合群”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路

“合群”这一核心概念是立足于近代中国本土语境阐释妇女运动进路的文化向度。“合群”意识的积蓄与勃发逐渐成为推动妇女解放的重要思潮,随着“合群”对象的不断调整与充实,形成了妇女运动中独特的革命实践话语与社会动员机制。晚清时期妇女解放最初从属于男性启蒙者救亡图存的诉求,继而从“自发”走向“自觉”,创办妇女报刊、组织妇女团体,形成“群言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引介及实践,使得妇女运动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指向。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的结合,“姐妹情”与“阶级情”的变奏,“妇女主义”与“阶级革命”的调适,展现了妇女地位从客体向主体身份转换的历史风貌,建构了妇女解放与民族社会革命相互交织的文化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