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学体系建构的思考

编辑学体系应包涵三个部分：一、编辑学总论，阐述用各种传媒形式进行编辑的一般原理；二、编辑学分论，即部门编辑学，如音像编辑学、文字编辑学（又分图书编辑学、期刊编辑学）等；三、编辑学与相关学科结合研究而形成的边缘学科。编辑语言和编辑规范应是编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核心到边缘：中国破产法进化中的职工问题(1986-2016)

职工问题在中国破产法的进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86年《企业破产法》立法过程中,职工问题甚至一度左右着的该法起草进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原有破产法已完全无法应对实践需求尤其是破产国企的职工保护。因此,"政策性破产"应运而生。"政策性破产"违背了破产法的基本原则,但却能相对处理好职工问题,从而极大地减少国有企业改革阻力,降低失业对职工权益带来的损害。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2006年《企业破产法》的起草过程中,职工问题虽依然是核心问题之一,但其对起草进程的作用已大大降低。整体来看,职工问题在中国破产法进化的过程中的位置,是一个从核心到边缘的过程。新一轮僵尸企业处置,究竟会对破产法的运行和职工权益带来怎样的冲击,还需拭目以待。

时代对纸媒编辑、出版提出的新要求——从“互媒体”关系和“低碳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

网络传播、电子出版、手机出版等使各种媒体间的相互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纸媒出版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两个方面都对传统的纸媒编辑、出版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我们要给以充分的关注并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以实现纸媒编辑出版产品质量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刑法修改与补充的几个问题

中国刑法修改与补充的几个问题周国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中国的基本法律之一。为了适应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通过了修订后的刑法。它是在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通过的刑法...

我国刑事案件在线诉讼的理论检视与规则限定

探讨刑事案件在线诉讼相关理论和规则之前,有必要先厘清在线诉讼概念。国外学者对在线诉讼的界定有其特定内涵,认为同步诉讼并不是在线诉讼的具体所指。在我国,在线诉讼包括同步诉讼和异步诉讼两种模式,但异步诉讼并未延展至刑事领域。我国刑事案件在线诉讼实际上是指刑事案件在线同步诉讼,其适用范围有局限性。通过对我国刑事案件在线诉讼基础理论予以检视,可以得出其适用局限的深层次原因及理论障碍。因此,我国刑事案件在线同步诉讼的规范运行仍有赖于相关规则的适用限定,包括遵循审判中心主义,严格限制适用情形和范围;坚持控辩平等原则,充分尊重诉讼各方的选择权;贯彻法律监督原则,充分保证检察监督权等。

编辑的形象语言——简说《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版式特色

版式是期刊装帧艺术的主要环节，也是编辑的形象语言，它在表述编辑思想上有着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常被误认为是单纯的美化手段，易为理论期刊所忽视。可喜的是《中国行政管理》自创刊以来，随着内容的不断丰富，版式语言也在逐步发展。综观1986年共十二期的版式设计，突出地呈现出几个特点。

汪曾祺的“巧”情结——对一种“细节”的文化诗学分析

汪曾祺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是浸染、吸纳了丰富的西方文学的养分的，但他的创作和文论在总体上是典型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他晚年论文特别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两个“回到”中是不言而喻地饱含着对民间文化和民众精神中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的认同、赞美、传承及发扬光大的意思在内的，

莫言小说中的一些特别事象与景观

文学是以语言形象说话的艺术。我们研究作家作品,就不能不注意到作家作品中出现的那些重要的、特殊的意象、物象以及由它们参与或组合而成的事象、景观。拉伯雷的伟大作品曾经因为有抛掷粪便和浇尿的情节等而遭人误解与指责。但巴赫金终于以生命主体间的"对话"理论找到了打开拉伯雷思想宝库的钥匙,而这把钥匙同样适用于理解莫言小说中描写"尿"、"乳房"、"种"、"杂种"、"杂交"等粗鄙事物的叙述学意义。

《檀香刑》的人物设置与“龙椅”“骨头”赏赐的艺术用意

《檀香刑》自诞生起就引起不同的批评声音，它的其实已经充分展开着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上的创造性，对于我们已有的艺术观念和理解手段的确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檀香刑》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让我们看到作者采取了“六经注我”的“历史”叙述策略，并通过“龙椅”“佛珠”“骨头”赏赐等情节安排寓言式地将历史批判不仅指向了“看得见的黑手”，而且指向了直至包括最高统治者个人在内的身处上层、操纵着历史的“看不见的白手”；表达了作者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显示了历史作为残忍、专制的统治者操纵的肮脏的特殊“食物链”的事实。《檀香刑》和它的作者决意不做含糊其辞的欺软怕硬者或糊里糊涂的好好先生，而且道出了统治者以残忍的方式所操控的“历史”的实质和秘密!

出版权与“一稿多投”冲突的法理观

从目前中国的出版格局论．出版者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图书出版者（出版社等），一类报刊出版者（报社、期刊社等）。此外，还有“以书代刊”的，即没有刊号、以图书形式发行不同作者的文章，但也应适用报刊出版的有关规则。

试论“基本证据”

自从一九八一年基本证据被提出以后,我国法学界的理论工作者和政法战线的实际工作者,都在进行研究和探讨。为进一步活跃学术讨论气氛,笔者就基本证据有关的问题略抒浅见,并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同行。一什么叫刑事诉讼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六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以上证据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三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

励志耕耘三十春秋，承前启后再创佳绩

30年前，伴随着甘肃政法学院高等教育事业的起步，《甘肃政法学院学报》应运而生。30年办刊历程中，她与共和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历程同发展、共进步，经历过耕耘和付出，经历过收获和喜悦，也经历过曲折和困顿。唯一不变的是，《学报》在学校党政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服务教学科研、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为己任，为法治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撑。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与未来中文学科的新理念——新时代语境下“新中文”的肉身、灵魂与头脑

如果说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世界”的意义日益凸显这一维度的“新时代”着眼,如何平衡好中文学科的语言、文学、文献的占比,如何平衡“学问”与“写作”的分量,这对中文学科而言是事关其“肉身”(语言、文献)与“灵魂”(诗性才能、创新写作、精神自由)的传统问题的话,一些新的挑战也向中文学科迎面走来。从政治经济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符号传播一体化”的“新时代”这一维度而言,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变得司空见惯和愈益贴身紧迫。“文化自信”的相关问题不仅为人文知识界所关注,而且已经上升到了为国家核心议程所重视的高度。如何使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和评判建立在坚实科学的理论原则上,就成为一个值得关切的现实学术问题。金慧敏等学者发展、论证与倡导的“间性状态”理论和“星丛对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解答,这也是他们致力的“新比较”“新对话”为“新时代”下的“新中文”找到的开辟发展“新里程”的理论支撑所在。这些新的理论看法将催生形成未来“中文学科”的一维“新理念”——“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使我们对中文学科的“肉身”“灵魂”和“头脑”获得新的认识。展望未来,尽管“全球一体化”的浪潮难以阻止,但各个民族、国家将永远处在自己所不能拔出的历史境遇中,同时也走在自己的“地方性”上。因此,各民族、国家文化之间将始终处于一种包含差异的“星丛对话主义”的态势中。这恐怕是未来“新中文”应该努力不断向学生阐释、建构的一个人文精神与思想的新维度与新坐标,它们事关“中文学科”的“头脑”。

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思考

中国作为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历史责任原则,在确定温室气体排放份额方面可主张人均平等排放权、满足公民生存需要、支付意愿、实质公平等原则,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执行更严格的大气排放标准,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发展可再生能源,建立健全减缓气候变化技术的开发转让法律制度,在哥本哈根谈判中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当代各重要学科的学术简史--评《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

《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院内相关学科著名学者撰写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重要学科的发展概要，即当代各重要学科的学术简史（学科史）。（（五十年》视野开阔，构架宏大，史料扎实，论证有力。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尽管距该书出版已近十年，但仍有重温的价值。

近代中国的破产法制及其命运

结合近代中国破产概念和制度的传入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历次破产法制建设的经过与历程,通过梳理通过近代中国破产法的制度变迁,可以勾勒出近代中国百余年来破产法的面貌。通过近代中国破产法制建设的成就及各自命运,可以勾勒出破产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

论法学期刊的自主创新进路

在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背景和规律作用下,法学学科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离不开本土化特色和自主性要求。促进互动交流是落实开放性战略的必然要求。科技的不断进步推动学术传播形式日新月异。面对上述纷繁复杂的现实境遇,挑战与机遇并存,法学期刊必须发挥自主性,积极主动释放自我革新潜能,竭力适应新环境新形势新变化。具体而言,法学期刊自主创新进路包括从学科交叉融合角度实现法学期刊的内容创新,从本土特色角度实现法学期刊的思想创新,从双向互动角度实现法学期刊的策略创新,从学术传播角度实现法学期刊的推广创新。

对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再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存在着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缺乏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市场机制,环境管理机构设置重叠、空缺,立法体系不完善,立法内容交叉矛盾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应当尽快进行修改。在该法中应确立环境保护优先原则、预防原则、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污染者负担受益者补偿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强化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作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立法上引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环境和自然资源,解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重叠、空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