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的建构--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

对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进行登记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做法,在域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得以确立,也被我国新近立法规定所肯认。目前,我国各地相关信息系统建构的实践多采用传统数据库的技术与方式,存在数据信息内容不完整、信息结构不统一、更新延迟、安全难保障、共享不联通等明显不足。与传统技术相比,区块链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数据全面性、一致性、及时性、安全性及共享性等要求。总结国内外相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建设经验,尝试建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可以为进一步提升犯罪预防与社会治理水平探索可行之路。

韩国预防性侵儿童犯罪的立法发展与经验启示

性侵儿童犯罪的泛滥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对此,韩国通过健全相关法律的途径加强性犯罪防治和被害人救助,形成了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儿童性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特别在“N号房”事件之后,韩国立法机关迅速反应,通过了多部法律的修正案,进一步加大对性侵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韩国有关预防和惩治性侵儿童犯罪方面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经验。未来,我国应当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规范使用与国际一致的“性剥削”这一述语表达,完善性侵儿童犯罪有关法律规范,将持有儿童性剥削制品的行为纳入犯罪治理,并健全性犯罪者再犯预防和被害儿童救助制度。

社会调查报告法律属性之争点整理与再探讨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报告是办案机关进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裁量刑罚以及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工作的重要参考材料。社会调查报告尚不具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而无从作为定案根据,但其实质上足以影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程序处遇与量刑,理应纳入证据范畴。学界对社会调查报告作为程序事项处理和量刑证据的法律属性认识较为一致,但对其归于何种证据形式则有不同观点。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鉴定意见这一证据形式,并参照鉴定意见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社会调查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提高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以供办案机关在作出程序性处理和量刑时予以考量,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优选方案。

对《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检察监督条款的改进和完善建议

2022年6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将《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该草案分为四编十七章,共207条。其中第七章为“执行监督”,第九十六条至第九十九条为涉及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条文。

刑事执行检察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检察官指挥刑事裁判执行制度在清末始建,民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得到了逐步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改"检察官指挥执行模式"为"检察官监督执行模式",在刑事执行领域经历了从"劳改检察""监所检察"到"刑事执行检察"的演变。在刑事执行检察立法和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刑事执行检察理论研究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可以揭示出刑事执行检察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具体表现为论文数量较多、载体和作者主要集中于检察系统、内容基本上覆盖了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方方面面;刑事执行检察理论研究助推了立法和实践进步,但是,由于缺乏学术界的深度参与,导致研究成果在深度、广度和影响力等方面均显不足。深化刑事执行检察理论研究,应当以研究对象的类型化、研究重点的明确化、研究视角的立体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为基本路径。

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程序构造

虚假诉讼严重破坏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损害案外人权益,属于民事检察监督的范畴,这与检察机关通过监督维护国家法治的本质相契合。检察机关除了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制发纠正违法检察建议、促使其自行审查后裁定驳回起诉外,也可在现行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增设案外人监督申请权、调整再审主体地位、集中再审庭审辩论焦点等方式实现对虚假诉讼的监督。

刑事裁判执行程序之重构——以检察官指挥执行为目标

随着我国刑事制裁体系变革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裁判制度从整体视角来看呈现出轻缓化、多元化和体系化的趋势,对刑事裁判执行程序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现有刑事裁判执行体制主要从实体刑罚的角度来分配执行权,导致形成执行主体多元、执行方式分散的格局,“执行难”和“执行乱”成为刑事裁判执行领域的两大难题。为了健全完善刑事执行制度,应当在观念上实现从“刑罚执行”到“刑事裁判执行”的跨越;重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应当重视交付执行、执行实施以及执行监督的程序衔接,确保刑事裁判执行机制在执行权、执行程序以及执行主体三个层面的合理规制,并建立以检察机关指挥执行为核心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基本格局。我国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可以法治国家理论和法律监督理论作为本土依据。完善立法体例和调整职权配置是改革和重构我国刑事裁判执行程序的基本路径,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部分执行职能剥离出来,构建检察机关指挥执行机制;未来需要在修改和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刑事裁判执行法。

我国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在犯罪类型结构发生变化、技术管控能力显著增强的背景下,我国近年来启动了新一轮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实证研究表明,2020年以来,我国逮捕率与审前羁押率均持续降低,但是依然存在逮捕率下降不均衡、逮捕条件适用不规范、羁押必要性审查效果不彰等问题。域外关于审前羁押的合宪性辩论、基本原则与改革方案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深化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审查逮捕准确化,防范逮捕率过快降低造成“两重风险”;风险评估数字化,将风险程度与监管措施准确匹配;羁押决定民主化,建立完整的审前阶段权利保护体系。在制度与技术方面,应以构建本土化的风险量化评估机制为中心,推动考核制度、替代措施、电子监控、羁押听证等相关改革。

涉案企业合规程序立法关系处理与制度框架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司法实践中的逐步深入和全面推进,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并从立法论角度为该制度的规范发展和整体构建提供法治基础,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研究的重要问题。法条改造说和特别程序说是涉案企业合规程序立法的两种基本方案。应当考虑涉案企业合规与单位权益保护、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出罪、行刑衔接、诉讼全流程等关系维度,确定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特别诉讼程序之立法路径。从程序定位、价值理念、对象特殊性和处理方式等来看,涉案企业合规案件诉讼程序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具有诸多相似相通之处,除对涉案企业合规的特有制度进行设计以外,可以考虑将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办理、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引入涉案企业合规程序,以此来构建涉案企业合规案件诉讼程序的总体制度框架。

企业合规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我国企业合规刑事司法治理主要采用不起诉的方式。由于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目前《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条文,特别是关于不起诉的条文还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需要,造成企业合规不起诉,以及后期监管难以顺利进行和发展。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以来,已经经过了三次修改,每次修改的程序颇为复杂。企业合规司法治理在国内外方兴未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以增加企业合规特别程序,立法机关可以制定企业合规的专门法律,参与企业合规的各部门可以联合或单独发布企业合规规范性文件。这种修法方式也为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提供新思路,即不需要对整个法律进行修改,而是通过增加特别程序、专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从而达到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与时俱进的效果,以适应我国企业合规司法治理的需要和应对相关国家对我国企业的长臂管辖。

论协商性司法与未决羁押的限制适用

协商性司法与未决羁押适用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协商性司法客观上有利于减少未决羁押的适用,尤其是缩短羁押的期限;未决羁押的适用可能加剧协商的不平等,甚至沦为压迫式协商的工具。在未决羁押正当适用方面确立的一系列程序保障措施,有助于缩减、控制未决羁押对协商自愿性的负面影响。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背景下的未决羁押适用并未呈现出完全理想的状态: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限制未决羁押适用方面的正向影响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未决羁押影响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可能性难以排除。就今后完善的方向而言,应当在未决羁押制度独立设置的基础上,确立“羁押是例外,非羁押是原则”的基本理念,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这种新兴司法模式在减少未决羁押适用方面的积极作用,并预防、抑制未决羁押的适用可能对认罪认罚自愿性造成的负面影响。

被审前羁押者获得律师帮助权探究

在被审前羁押者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中,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尤为关键。从域外经验看,在被审前羁押者获得律师帮助权的权利覆盖面日益扩大的同时,该项权利的实质性程度日益成为关注的重点。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增加了被审前羁押者获得律师帮助的可能,但被审前羁押者获得律师帮助权在“形式覆盖”与“实质覆盖”层面都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多数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景下,应当进一步强调保障被审前羁押者获得律师帮助权的重要性,通过强化自行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扩大法定法律援助的范围、强制提供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以及提高辩护权保障和权利救济水平、明确值班律师制度定位等途径,为被审前羁押者提供覆盖面更广、更实质有效的法律帮助。

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承认”的规范重构

在程序法中,“承认”是一种包含着权利处分的意思表示或者诉讼行为。因为具有“公私夹杂”的法律性质,刑事法中当事人对于权利的处分并不少见,却远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机制。刑事诉讼法学者在论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问题时,鲜有涉及“承认”这一行为,而被追诉人的“承认”恰恰是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重要体现。为了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压制性手段与认罪认罚从宽协同型司法之间的抵牾,应当从保障被追诉人的处分权利出发,对刑事诉讼中的“承认”机制进行规范重构,明确“承认”的对象和内容、对“承认”表示同意的主体以及对“承认”的救济途径。需要明确的是,与民事诉讼不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引入处分原则,需要对其施加严格的限制,在尊重被追诉人处分权利的自由的同时,也要将权利的行使限制于合理的范围内。

熟人强奸案件的证据审查与运用规则

近年来,熟人之间发生的强奸案件频发,此类案件中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在案发前认识、案发后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情节的陈述直接对立,给司法机关审查判断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带来很大困难。司法机关应当综合运用经验法则和办案思维、间接证据和辅助证据,消除证据冲突,组建证据链条,完善证据逻辑,补强内心确信,实现对熟人型强奸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

法学本科生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一体运用能力培养模式探究

鉴于民事实体法学与民事诉讼法学的紧密关系,在本科课程体系改革中,应注重更新教学观念、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落实学生主体地位。在课程建设上,除传统的理论讲授课程外,应增加研讨课、案例课、实务技能课程比例,构建从课堂教学、校园教学等理论教学到仿真教学、全真教学等实务教学的课程体系。同时以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知识的协同灌输为基础,辅之对司法实务的切实体验,以取得本科生民事法掌握能力显著提升的教学效果。

法治副校长:呵护“少年的你”

5月1日,《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全国实施,统一的法治副校长制度也将正式运行。法治副校长,根据《办法》规定,是指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推荐或者委派,经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聘任,在学校兼任副校长职务,协助开展法治教育、学生保护、安全管理、预防犯罪、依法治理等工作的人员。《办法》确立的法治副校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是法治工作部门参与、支持学校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是促进学生权益保护和健康成长的重要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