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创新

旨在解决发展问题、促进全面发展的发展法学学科,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存在高度耦合,提供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角。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与发展法学的理论创新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构造了发展法学的新背景,要求从系统主义维度进一步创新发展法学理论;另一方面,系统主义发展法学理论在方法论、制度体系、理论体系三个维度的递进式创新,有助于促进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体而言,在方法论创新方面,发展法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应融入系统论方法以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进行以中国发展问题为中心的新综合研究,指导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在制度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促进全面发展出发,通过合理配置发展权利、义务与责任,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型制度体系;在理论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方面进一步创新,在发展研究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为世界法学理论之进步与世界共同发展之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房地产价格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学思考

随着我国新一轮房地产价格调控的开始,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市场准入价格宏观调控行为的思考。价格调控必须首先明确调控行为的基本定位,明确房地产价格的变化趋势、法律性质和调控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实施调控行为。并且,在调控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法律目标的实现、法律与政策的界限和宏观调控权的性质。

整体系统观视域下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的宏观样态与建构方案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生态文明法治交融的产物,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对于整体系统观的理论期许主要表现在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作为根本思想指南、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汲取养分以及将“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观作为其历史脉络三个维度。在宏观样态方面,整体系统观在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中的融入主要体现在绿色低碳理念与经济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理念锚定、人际同构型环境利益公平分配格局的目标构筑和“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的范式转变三个场域。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应坚持以“整体系统观”作为“元理论”的方法支撑和价值指引,构建彰显环境法治现代化新内涵与新要求、多维度拓展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有机系统性方案。

经济法的基础功能及对中国二元结构的调整

经济法的功能尤其是基础功能的研究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均有重要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经济法的基础功能是调节资源配置方式,它是由经济法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并通过经济法成长历程和创新发展得以充分彰显。然而对经济法的功能预设是一种应然状态的预期,要真正实现其积极作用还需要为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研究实现经济法功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应当成为经济法创新的方向之一。经济法调节资源配置方式这一基础功能应当对调整中国社会二元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误读行政法及其对经济法的危害

控制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是行政法的应有之意,也是行政法为行政机关设定义务和责任的目的;但是,受近代德国和前苏联行政法的影响,中国行政法长期被误认为政府管理公民的工具。误读行政法不但混淆行政法和经济法的关系,而且造成人们对经济法的错误理解。

论中国碳市场不良资产的表现与法治应对

碳市场的不良资产代表了碳信用与交易预期落空的不良结果,存在基础不良资产、直接不良资产与进阶不良资产三种表现,拥有亏空价值虚拟性、成因复杂性等特征,对应形成干扰市场交易、阻碍低碳减排的双重危害。基于此,该研究采用规范分析、案例调研等方法,全面分析了碳市场不良资产的定性与法治约束现状,并尝试总结碳市场不良资产规制的理念要义与法治改革措施。研究发现:在不良碳资产的定性上,相应法律缺乏识别对应碳资产不良化的自觉,亦不具备界定其内容与范围的实践。在不良碳资产的预防上,已有的法治安排难以克服企业经营不当、市场环境不佳、虚假承诺与市场投机行为等导致资产不良化的负面因素。在不良碳资产的处置上,现行法律不仅在处置主体、处置内容、处置程序与处置救济领域存在规范空白,仅有的关联尝试亦未契合碳市场不良资产消化的经济规律。因此,有必要着眼于不良碳资产形成与消除的逻辑脉络:在理念层面,一是应推崇透明的竞争观,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非正义。二是需要破解利益博弈的“囚徒困境”,充分提振碳市场维持运行的信心、保持信息的顺畅流通、改变碳减排交易的利益总量预设,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碳市场活动。三是应尽可能缩小承诺兑现的利益差距,避免价值泡沫的形成。在实践层面,一是应在规则与实践中明晰碳市场不良资产的属性、内容与影响。二是应形成预防不良碳资产累积的全面规制体系。三是需要以一体化思维应对碳市场不良资产的处置问题。

数字服务税收属性及中国税制构造进路

对数字服务税收属于直接税抑或间接税的属性判定,不仅关涉数字服务的产业发展及税基分配,也将深刻影响数字经济时代税制改革的方向与进路。部分国家着眼于间接税的制度厘定,采行开征数字服务税之类的单边“临时性”措施,会对数字消费产生抑制效应。基于对数字服务税收的直接税属性的判定,在既有所得税领域的税收协定框架下,联合国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别进行了税制改革方案设计。着眼于对数字服务征收直接税的路径选择,中国亟需实施双阶税制构造,将扩大预提税征税范围作为过渡措施,并作好重新配置税收管辖权的长期税制改革谋划。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法的机理耦合与法治保障

党的二十大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重点解决好“共建共享共富”的问题,而法治保障是关键。经济法天然具有的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之属性、独特的社会本位理念、差异化主体制度、调制法的二元结构决定其在解决好“共建共享共富”问题上能够发挥比其他部门法更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和适用经济法,必须坚持改革与经济法治并行的发展道路,发挥好经济法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分配正义等实现共同富裕核心议题方面的法治保障作用,这是经济法现代性与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双向选择。

法律授权的组织的经济法地位——兼评中国证监会的地位

主体理论是法学理论的重点,大多数法学主体理论不能满足整体社会和混合社会的法律实践的需要。主体理论的革命带来对经济法主体的重新认识。维护整体经济利益的主体享有经济监督权,是经济法主体的核心。以中国证监会为代表的享有经济监督权的法律授权的主体需要变革隶属于行政机关的地位。

对经济法权利的霍菲尔德式分析——一个分析法学的视角

在当前的经济法研究和实践中,存在“重权力、轻权利”等问题,致使经济法权利理论研究出现短板,给经济法学科的发展和经济法实践造成不利影响,寻求经济法权利理论研究的突破成为必需。在现有的权利分析理论中,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因其逻辑缜密和科学性,与经济法的权利分析具有契合性。这在经济法典型的消费者权利分析中可以得到较好体现。

电子数据区块链鉴真的中国路径

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可分为在区块链平台生成即时存证的原生型存证和链前生成后上传至平台的非原生型存证,相应地,其鉴真可分为事中证明模式和事后证明模式。我国电子数据区块链鉴真面临多重挑战,《在线诉讼规则》相关规定不能有效地回应实践需求,区块链技术面临技术自证局限的难题,理论界对区块链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存在二元论的误读,区块链真实性依赖于外在信用背书。因此,优化我国电子数据区块链鉴真的路径,应当明确区块链鉴真入链前形式真实、入链后形式真实以及电子数据实质真实的三元真实论,以此为基础重构区块链鉴真路径。在上链前应设前段控制为真实性提供保障,加强第三方监督和平台制约,同时对我国现有的技术官制度加以完善。

论宪法作为《民法典》的内容渊源——从“合宪性审查”与“利益法学”的正反视角

“依据宪法,制定民法”的具体内涵问题,涉及到“宪法是否为民法的内容渊源”这一极其重要的“宪民关系问题”,并争论至今。采取了正反两条分析进路:从反面推论而言“合宪性审查”角度看,“根据宪法,制定民法”构成对《民法典》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前提,反之,如果能够证明可以对《民法典》内容进行合宪性审查,那便意味着宪法与《民法典》之间存在内容连接;从正面推论而言,“利益法学”角度看,《民法典》亦为民事立法者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的产物,而在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宪法的规则、原则与精神必然是重要的利益评价标准,从而使宪法与《民法典》之间产生内容连接。虽然在应然层面,根据宪法所制定之《民法典》具有天然合宪性,但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现实层面的合宪性危机,而合宪性解释,便是消解此“二律背反困境”的重要途径。

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及其实现

社会本位是以社会整体为中心和起点,要求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重新分配权利的一种法律思想。它将社会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坚持权利本位,但主要关注社会公共权利而非个人权利。私法因其奉行个人本位理念而难以容纳这一权利。社会公共权利的栖息地主要是经济法和其他社会立法。在社会本位实现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至为关键,除立法机关应以社会整体为中心配置权利和义务外,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应当成为实现社会本位的重要力量。

规制的经济法属性及构成要素--《民法典》背景下的经济法理论变革

《民法典》背景下的经济法必须以尊重私权和私法自治为起点,但应从规制这一相反方向进行制度和理论构建。规制是以禁止、限制和强制方式限缩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形式,源于并寓于经济法,由规制对象、目标、措施和机构等要素构成。作为一个枢纽型概念,规制集中反映了经济法的特质,并可将经济法与经济学及其他学科联结起来。规制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共同行动,其源头是法律而非行政。行政规制的实质是执法,与规制完全不能等同。

经济法权利主体及权利体系

一、引言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和法律责任存在的前提,任何法律都可以简约为若干权利和义务规范,其中权利尤为重要。因为＂权利是法律结构的核心和基点,是权利创造义务、限定义务、牵动义务,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也不需要有义务＂[1]341。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开始步人权利时代，无论是私法还是公法，都以权利为本位进行重构。

运用法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法面临的困境及其克服

足可以光耀史册的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与无限的生机,也为中国法治与法学的兴起开辟了光明而广阔的前景。最富挑战性也备受挑战的经济法学在近30年的发展中虽饱经风霜,却赢得了自己的辉煌——在经受了传统法学的种种责难后,经济法学伴随着经济立法的盎然勃发而闪耀着青春。然而,就一门新兴而略带几分稚嫩的学科来说,回顾、总结、继承与反思既往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思路与突破,仍然是经济法学者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今天,本刊约请了部分在经济法研究中已有影响或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就如何拓展经济法研究的新思路各抒己见。既包括经济法研究的又一种新思路——经济法的人性解读,也包括经济法研究中的"本土性"与"回应性"、"共时性"与"共谋性",还包括"法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及其克服"、经济法"社会公共性"研究及划分部门法标准之反思等。既为己见,不必求同求全,惟期予人启迪,催人奋进,为经济法研究取得新的突破献出一块引玉之砖。

经济法行为性质论

法行为的本质属性是不同行为的权利(权力)义务(职责)关系的组合,不存在某法部门专有的法行为,任何法行为都同时由各法部门进行调整。经济法所调整的行为关系与相关法部门调整的行为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最终结果来看,它们是在各自价值目标基础上的一种不同法行为关系之间的边际均衡。

论整体经济利益与经济法主体

经济法理论是伴随着争论成长的,之所以存在这些争论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法学理论本身就存在问题,许多理论误解没有厘清;二是法学研究缺少法哲学基础,没有把价值追求作为法学的灵魂和学科独立的前提;三是理论应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许多重要的经济法现象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四是经济法的实践还不够充分,要建立完善的经济法理论体系还需要充分发挥理性思维。作者认为,法学分类的标准只应有两个:一是独立的价值追求,二是体现这一追求的法律规范;纯粹研究法律部门的分类基本上不具有法学意义。经济法的价值追求是整体经济利益,经济法的核心主体应是经济监管主体,这已为世界各国的法律实践所证实,我国经济监管主体的独立性正在逐步形成。

中国市场经济立法的系统论范式

我国市场经济立法存在市场规制强度失衡、共治权力分野失序、二元立法结构失调的体系性误区。系统论理念作为解剖我国40多年来经济立法系统沉疴的"手术刀",对于认识市场经济立法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系统论在整体性思维指导下体现的三大系统性规律,动态稳定法则、有机整体原理、协调优化范式,对检讨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立法有所裨益。证券市场规制的变迁体现了市场监管强度的守恒规律,政府部分退出与嵌入式自我约束体现了市场调制主体的转化方式,刚柔相济规则的共生体现了管制与促进效能互补的思维。党的十九大明确"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历史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宝贵经验,系统性改革将是新时代市场经济立法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与强大动力。市场经济的立法应当借助系统论的理念来破解多年来市场规制、社会治理与立法结构困境,最终实现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为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协调施力。在系统论指导下的中国市场经济立法发展,应当立足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论语境,革新与系统存续相悖的子系统,检讨依赖政府的畸形治理路径,均衡发展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纠偏倾向管制性规则的做法,双管齐下优化系统依赖的环境,以实现经济高质、有序、繁荣发展。

经济法的实施模式及其创新

经济法实施主体既要有主动制止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能力,也要有规制经营者和政府的能力。传统的三大诉讼程序也存在不足,难以满足经济法实施的需要。司法权的不足和行政权的优势决定了经济法必须创新实施体制,建立以行政监管为主,公益诉讼为辅的市场规制法实施体制。当下以行政为主的宏观调控法的实施体制,有违自然公正原则,难以实现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宏观调控法的实施必须摒弃行政实施模式,在政府之外构建实施机制,以现行法律基础为基础,归纳和研究经济法的实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