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救荒立法述略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安民之源。农业生产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是以农作物在自然环境中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因此,自然条件的好坏对农业产量的高低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对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小农经济的作用更为强烈。灾荒的出现,使农民不能按照原有规模进行再生产,有时甚至连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也丧失殆尽,只能卖儿卖女,背井离乡,另谋生路。

律学与法学辩正

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中,先秦时期有"刑名法术之学",自汉以来则"律学"兴盛流传,而法学这一名称,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后才被广泛使用。在中华法制发展的早期,人们对法与刑的认识是统一的,把法视为一种禁止性和强制性的规范。法家认为:"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止。"把法看成一种去奸止暴的工具。儒家也基于这种认识,指出:"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制法度,"故而又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之说。这种把法等同并局限于刑的观念,又被历朝立法事实所强化,李悝的《法经》是中国法典的最初之型,然分析《法经》六篇:盗、贼、网、捕、杂、具,其内容都与刑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刑经"。此后,商鞅变法,以李悝《法经》为蓝本,历行法治,改"法"为"律",这种名称的改变。

两宋财计官制述评

两宋在中国史上以"积贫积弱"、"内交外困"著称,开国后仅几十年内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中不能自拔。为摆脱困境,两宋历代统治者都致力于"讲求理财之术",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如王安石、司马光、孙大雅等,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从官制上来说,两宋就创造了财审分设、审计监督刑事化、财政集权中央等多项制度,对后代审计制度的发展影响尤为深远。本文拟从年终上计宋沿汉制、财审分设元丰改制、地方财政中央控制三个方面来对宋代财计官制作一述评,尚期方家指正。一、年终上计,宋沿汉制汉灭秦统一天下后,为了巩固新兴政权,复兴封建经济,在汉初好长一段时间里奉行与民休息政策,建立了很多有利于发展封建经济的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有上计制度与大司农官制。

唐代商业政策的变化——兼论唐代商人的法律地位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中国古代自秦国商鞅变法将之定为基本国策,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在最高统治层那里未有多大改变,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样的文字形式,表述的内容已不尽相同。唐代继承、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封建国家政治制度,趋于完备。但是,战争使唐初经济凋蔽,民不聊生。生产急待恢复与发展,这要求统治者制定方便生产、有利流通的治国之策。太宗李世民适应社会的需要,于继位之初,便采取了扶农与助商并重的基本原则。

论香港主权回归后的法源形式

法源形式受着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历史传统、民族习惯、法律学说甚至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并随之发展而变化。因此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法源形式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香港法律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和背景,使香港的法源形式独具特色:一方面,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法律创制追随英国,并以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英国法的形式和内容,成为英美判例法系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