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建构

伴随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与"国族"的建构,知识分子开始重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传统法制领域的"中华法系"便由此而来。及至20世纪20-40年代,法史学界已基本接受"中华法系"等话语。作为一种应对西方侵略的文化手段,"中华法系"以现代法学形式将中国传统法制囊括进来,又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它复杂因素融入其中,势必包含着时代的悖论:知识内容是中土的、古老的,却隐藏着西方的、现代的法理观念与结构体系。近人对中国传统法制进行"中华民族"化的历史叙述,无疑旨在为中国争取在世界法学中的一席之地,树立民族自信心,却不自觉地陷入西方的话语逻辑之中。揭橥"中华法系"是以强调民族性为基调,却不得不面对世界潮流,这就包含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在张力。研究与阐发"中华法系"本是知识界的学术问题,却要统摄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之下,这就隐含着民主、法治与训政、"党治"的内在矛盾。

中国知识产权文献及信息网络服务现状研究

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程是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力推的重大工程之一。目前,中国基本搭建了一个覆盖知识产权基本信息与服务的信息服务网络,但大多数知识产权信息网站的功能还都停留在信息的发布阶段,对于信息的增值分析(或服务)尚缺乏能力,网站的功能设计和内容需要拓展,信息资源重复建设比较严重,知识产权信息的深度分析比较匮乏,知识产权专业成果的转化平台建设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应在现有基础上总结经验,创新发展,促进知识产权内容与网络的高质量结合,为推动中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尽快转变成知识产权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司法官视野中的近代中国法治:路向与功用——以董康、许世英为中心

以董康和许世英为个案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法治的路向与功用是变动的,存在着"东西"之争与"左右"之辩。司法官们早年一般认为中国法治的路向是朝向西方的,但到了晚年则关注东方,认为建构中国法治离不开"汉家故物"因素的支撑。他们早年倾向于用法律来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追求富国强兵、实现民族复兴的总体工程中的重要环节,但到了晚年,则体认到法治的建构离不开对现存秩序的维护。这种变动是与司法官个人遭际、时代处境、国际格局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动员问题研究

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动员缘起于贸易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收入降低压力,蒙特雷共识确立了其在国际议程上的重要性以及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不可逆转的削减趋势这个"催化剂"。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动员对发展中国家自身乃至国际社会都有价值,发展中国家及国际社会也都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非常重视推动其发展。出现困境的原因表现在两个层面: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原因包括税制结构存在问题、税收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国际层面的原因则体现在国家之间税基分配规则的内在张力、税收竞争等方面。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坚持推进现代化税制改革、加强税务能力构建等。国际社会的未来努力方向则应当是:在国际税收治理中给发展中国家以话语权,在国际税收分配中坚持国际税收分配公平原则,同时继续加强并协调捐赠者的行动。中国应从顶层设计高度的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税收治理能力等方面入手做出回应。

法治视野下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百年之转型

近代以降的主导政治文化的特征经历了臣属→参政→规训→依附→参与五个阶段,当下仍然处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确立过程之中。现代政治文化演进之特征变化,其根本基础在于经济形态,其诱发动机在于富强的现代化目标。最为关键者,在百年转型过程中,其符合现代性要求的现代政治文化的确立离不开法治,法治是政治文化转型成功的制度和规范保障。

国际税收善治原则及其最新发展

国际税收善治思维的产生背景是国际税收治理时代,萌芽于蒙特雷共识,确立于多哈宣言。作为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欧盟通过将国际税收善治划分为包括透明度、税收情报交换和公平税收竞争等涵盖目前国际税收治理领域的问题要素,并推出了贯彻国际税收善治的具体行动,从而实现了国际税收善治从"思维"到"原则"的发展高度。目前,国际税收善治原则成为国际共识,而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税收善治行动的一个核心。

对拾卡使用司法解释的几点意见

最高检的司法解释认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应以信用卡诈骗罪来追诉。作者对这一司法解释持质疑态度,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拾卡的两种不同情形未加区分有失妥当。第二,定信用卡诈骗罪而不考虑盗窃罪的依据不够充足。第三,一律按信用卡诈骗罪追诉会否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问题。

反酷刑政策与罪犯人权保障

酷刑严重侵犯人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严重犯罪之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反酷刑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因是人权意识的觉醒和人权运动的兴起。随着人权保障的国际化,反酷刑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因而联合国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来禁止酷刑,并建立了反酷刑的国际监督机构。就我国来说,国内有关法律,如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大都有反酷刑的内容或规定,但是,这与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相比仍存在着差距。本文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反酷刑措施的基本思路。

《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及权利构造——兼评《著作权法》第47条

2021年6月1日,第三次修正的我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此次著作权法修改对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张,增加了广播组织的网络同步转播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引发激烈争论;有关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客体也一直是争论焦点。为此,有必要分析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对其享有的权利进行解构,对《著作权法》第47条关于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思考并提出完善建议。广播组织权的立法模式,建议采用“许可权”;网播组织目前无法享有广播组织权,建议结合网络广播产业实践,在维护国家新闻传播权威性的基础上,探索网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的可行路径;以“广播、电视”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能够避免“信号”“节目”之争,因为广播组织权控制的主要是传播行为与传播渠道;赋予广播组织网络同步转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符合技术发展现状与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制定与实施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该条款在制定时就在立法者之间以及学者之间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不少大企业也为了规避该条款而紧急裁员。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本文认为这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定位、我国的国情因素以及立法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充分的关联。

新《商标法》对公共利益的增进探究

新《商标法》在完善私权保障的同时,更多地保障了公共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与经营者正当竞争利益等。在商标使用制度、注册商标转让制度与驰名商标制度的完善上,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新《商标法》明确了商标使用的目的,能够保护商标符号公共资源,维护经营之间的公平竞争。其将注册商标转让的限制与核准规则做了统一规范,有利于避免消费者混淆,促进市场正当竞争。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不同经营者通过驰名商标的心理暗示进行不正当竞争,新《商标法》规定了驰名商标的限制制度,包括驰名商标认定情形、驰名商标标记使用的限制等。

论非监禁刑政策中的人权保障价值

非监禁刑政策对罪犯人权保障的体现是间接的。从刑罚目的或价值取向上看,它较监禁刑政策更有利于罪犯重返社会,它重点体现了对罪犯发展权的保障。国际人权公约中有大量关于非监禁措施的内容,这些内容将对我国的非监禁刑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我国非监禁措施总体调整与完善的基本思路是:扩大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在我国的适用,改革现行的非监禁刑执行体制,进一步实现与联合国有关非监禁刑规则的接轨,改革和完善非监禁刑罪犯的外出制度。

民国后期选举争讼中的宪政话语和法律观念——基于地方选举诉讼档案的考察

民国后期,选举争讼案件大量出现。在控诉书中,控诉人表现出对宪政和选举制度的认同、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强调以及对不法势力和权力滥用的依法抗争。与此相对,控诉书描述的违法行为显示了部分候选人和选举管理人员的违法舞弊行为及法律意识的单薄。相关资料还显示,处理选举争讼的政府官员有的能依法处理案件,有的则包庇违法行为。选举争讼的相关档案资料,展示了民国后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情况,也反映了民主选举实践的曲折与艰难。

“一带一路”、法律多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酝酿了新型时空场域。而法律多元作为一种配置性要素,在"一带一路"中逐步演化为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需要的是一种"和"而不是"分",在制度设计层面,法律多元则为建构这样一种"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规范供给。就实践维度而言,以法律多元为表征的"互嵌式法治"即是维系"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法治纽带,只有确保三者在逻辑理路上的内在契合,方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新的发展面向。

拾卡使用行为之我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认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196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应以信用卡诈骗罪来追诉。文章结合实际案例从法理依据、法律公平等方面提出了不同见解,以期正确定性拾得信用卡行为。

行政权社会化的逻辑理路及其当代转换

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众多公共组织开始更为广泛地介入到传统国家行政领域,转型社会出现了行政权向社会转移的亮丽风景。这一"权力"由"政府独占"到"社会染指"的现象该怎样理解和阐释,缘何生发这一现象,其内在机理如何,面对哪些生成困境,又该如何化解是考验智慧的重大问题。行政权社会化的运作逻辑终将走向自治体自治的大同世界。时下,行政权社会化紧密契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需求,引导其良性运作对提升治理能力和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软法”与“硬法”在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互动机制研究

"软法"的创立,体现了社会内生规范对于国家治理的正向作用,并成为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新变量。在图书馆法治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软法"基于其协商民主价值,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文本分析,可以对"软法"与"硬法"在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运行机制作出考察;而通过对"软法"与"硬法"进行的SWOT分析,可以发现两者存在"耦合"效应。在未来语境下,应该遵循公共文化领域立法的一般规律,实现"软法"与"硬法"在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共生与共存,即促成"图书馆软法"与"图书馆硬法"之间的有机转化和良性共存。

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

为推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培养成果，搭建论文品评乃至学术评价之平台，《法学家》专辟“博文精萃”一栏。该栏目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论文要旨”，由博文作者对其博士论文进行全面系统而重点突出的介绍，一般宜包括如下要素：论文的体系架构；论文每章节的主要内容；论文的主要特点；论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论文所研究领域的课题展望。其二是“论文评议”，可以是答辩委员会的论文审查意见，或者评审专家的点评，具体宜包括如下要素：对论文的总体评价；对论文的体系及各章节的评价；对论文创新的评价；指出论文的不足以及进一步完善的方向。敬请关注并提出宝贵建议。

功能视角下司法规律性与社会性的调和

规律性与社会性皆是司法的基本属性,作为法律适用的司法过程需要遵循司法的一般性规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司法则应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司法之规律性与社会性的矛盾需要放置于司法功能的角度进行调和。实际上,司法首先是一种判断权,并通过判断实现对社会正义的矫正,在正义矫正的过程中,人权保障上升为司法的首要价值。人权保障价值的植入,为司法权范围之拓展及其程序的设计提供正当性基础和界限,也即司法可基于人权保障的需要而参与社会治理,而参与社会治理也应止于人权保障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