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教授: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远远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对法律史学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问题

刚刚成为“过去完成时”的 2 0世纪中国的匆匆百年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前所未有变故、挑战和机遇的漫长而又艰辛的百年 ,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曲折而又奋进的百年。对这百年历史给以科学、理性、宏观、深邃的历史透视 ,总结其智慧、经验、教训和启示 ,是当代学人的职责和使命。为此 ,我们拟专设几期 (不定期 )“2 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栏目。此次约请和组织刊发的张晋藩教授、郭德宏教授、许纪霖教授和郭世佑教授四位专家的四篇以学术敏锐和理论创新为特色的高论 ,为本栏目第二期。通过几期这一笔谈形式的探讨和讨论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百年历史 ,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活跃 ,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这次约请的 ,除历史学界的专家外 ,还有法学界的专家参加 ,这样 ,可以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对此百年历史探讨和认知的范围和程度。在此 ,我们竭诚欢迎和邀请精治此百年历史的学术各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这个园地以热心关怀和鼎力支持 。

法律史学的开拓、发展与中华法系的复兴——张晋藩先生学术访谈录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建设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以及法律史学之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社会冲突中的官、民与法——以“钟九闹漕”事件为中心

道光年间湖北崇阳的“钟九闹漕”事件在传统的农民战争研究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如果将它置于社会史的视角下,它的丰富材料即显示出很高的价值。笔者从关注秩序的问题意识出发,利用文献与口述资料,对该事件进行了梳理分析,力图通过闹漕过程中官府与民间社会在法的领域的互动来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清代的地方官员与讼师——以《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为中心

讼师是民间健讼之风的推动者乃至操控者,他们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矛盾与冲突。通过研究《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我们将他们的健讼行为放在基层社会结构中看,就可以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对权力的诉求。

《清会典》的历次纂修与清朝行政法制

清朝在确立全国的统治后,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修订《会典》,构筑了贯穿二百余年间的完备发达的行政法管理体系。《会典》及其《则例》的多次修订,使国家各级、各部门权力的行使有法必依、有章可循,在使国家管理职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同时,也使传统社会的依法行政达到了新的高度民主。

体制与道德的背反——中国传统司法的背景及困境

中国传统司法发生于专制主义官僚政治和泛道德主义伦理双重背景之中 ,两种背景支配下的古代社会中 ,道德与体制、技术存在着严重的背反 :道德上的高调与组织和制度上的低效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这是中国传统国家和社会面临着的一个根本性挑战 ,也是司法不断走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 :司法腐败之根深蒂固。

朱熹“以严为本”法律思想探析

朱熹“以严为本”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坚决主张以儒家三纲五常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严格加强法官公正司法为标准的职业道德要求;坚决反对重罪轻刑,主张罚当其罪,明确提出刑罚“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慎刑原则。朱熹“以严为本”法律思想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人与文化和法——从人的文化原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行与难题及其克服

一、序语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说起来有三个理由。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高鸿钧教授主持法治课题,多年来坚持不懈,努力从深度和广度开掘相关问题,每次与会都有收获。这次采用新的形式,舍烦琐引证,以随笔方式,畅谈思想,交流观点,可谓别开生面。借此,我正好把自己的一些思考草成此文,以偿邀请之情和与会之愿。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与我自己的探索相关。

从“法与天下共”论传统中国法权与君权的关系

本文从"法与天下共"的理论视角,对法律史学界"法自君出"、皇权行使不受限制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认识。作者通过大量案例,从"法与天下共"要求君主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与责任、法司的职守对君主喜怒刑杀的限制、制定法对君主敕令的制约及其优先适用、儒家所倡导的君主不亲刑狱的法律思想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君权事实上受到法律限制这一新的观点。

史料·方法·理论: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钟九闹漕”

以往属于农民战争研究领域的“钟人杰起义” ,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下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随着不同性质的资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它们之间的种种矛盾亦凸显出来 ,而这正是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起点。

民国《民律草案》评析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为实现民法法典化、收回领事裁判权,先是由法律编查会起草完成了《民律亲属编》,而后又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修订了完整的民国《民律草案》。与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相比,民国《民律草案》确立了统一的民法价值原则,立法技术和制度内容方面均有较大改进;该草案的立法成就对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制定得极为匆忙,民国《民律草案》有许多未尽妥善之处。

论西方私法文化的传统与发达

有论者谓私法是西方法律体系的基底和根干,笔者提出西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色是私法文化的传统与发达。它表现在早期西方法的私法色彩、民商法(典)的发达、近代以前刑事民法化和近代以来公法的发展及其私法化现象。西方私法文化的传统与发达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对个人权利的承认之上的,因为私法是一种理性化、私人化的民事性法律体系及其意识,与市场和个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法哲学上透视,可以说私法文化的传统与发达正是对市场自由和个人权利尊重的体现,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法律上的表达。它在推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治化的同时,还保护和促进了人权的发展,这是它持久的价值所在。

2004年法律史学新进展

2004年国内法律史学的新进展,一是法律史学的机构设置与开展重要的学术活动;二是最新法律史料、教材、论著、译著的出版与简介;三是法律史学的热点问题研究与理论深化。从中可见法律史学在回应社会与学术挑战方面的活力与价值,也可见法律史学人的努力与贡献。

制度与观念:九姓渔户的“改贱为良”问题

明清两代法律规定的贱民范围很小,清代更是推行了“豁贱为良”政策。但是,社会中的贱民群体却人数可观,而且良贱之别的观念也异常顽强。本文通过分析同治年间九姓渔户改贱为良的过程和制度背景,探讨了制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西方个人本位法变迁述论

西方法律本位大体经历了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氏族到个人的三次变迁。其特点是愈益非集团化,也即个人本位化。它是通过个人权利/权力在法律上对各种团体形式的集团权力/权利的挤压、否定和部分替代来实现的,表现为个人本位与集团本位在法的支点上的不停转移。概括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即是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权利法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它无疑也是一场人的解放与人权展开的运动。

唐代民事审判制度初探

唐代虽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民事审判制度,但因大量民事案件的出现,民事审判活动已悄然开始。唐代对民事案件的审理,由下而上,对当事人可传唤、禁身,当事人可自我辩护;民事案件的判决,一般都在州县基层解决,判决的依据除国家制定的律令格式外,也尊重民间习惯、风俗;在唐代已出现了民事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可通过强制方式执行;对一般民事纠纷,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调解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手段。

清末修刑律与世界先进国家刑事立法的对比

清末修订新刑律是清政府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按西方法律体制进行的一次刑法改革。对于这次修律活动,一般认为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标志。但从近代世界先进国家的整体状况而言,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中国刑法在体例上非但不比各国落后,甚至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刑法典之一。从清末到现在,我国共产生了七部刑法典,都是以西方法律为依据,没有照顾到我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应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