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现状与高质量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吴宏耀教授访谈

问:2021年《法律援助法》的正式出台,代表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进入“国家法”新时代。作为法律援助研究的专家,请问您认为该法对于法律援助实践有什么突出意义?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整体运行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此外,法律援助质量决定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运行实效,您对于我国目前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机制有何看法?答:《法律援助法》正式施行之后,该法在全国各地的实际实施状况还有待进一步调研。从整体来看,《法律援助法》是在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大多数条文应该不存在事实上的障碍,其中的制度创新和突破对绝大多数省份并未构成严峻挑战。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报告(2017年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旨在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保障制度,是一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暖心工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制度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发展历程。1995年11月9日,中国首家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6年12月18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自此,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开始由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自发性、慈善性行为,上升为一种制度化的政府责任和法律服务实践活动。经过二十年的砥砺前行,

法律援助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以《法律援助法》的颁布为视角

《法律援助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步入法治化时代,并开启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时代。该法蕴含了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强化了政府义务,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并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对象与范围,凸显了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保障与监督。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十年成效与未来发展

“中彩金项目”基本情况“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以下简称“中彩金项目”)是2009年国务院批准,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全体公民能够享受平等的司法保护为宗旨,中央财政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予以资金保障,专门针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而设立专门性法律援助项目。

我国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及对象

就本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草案)》(下称《草案》)中的两个重要内容,即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及对象,本文做一些简单介绍。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一)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根据《草案》的规定,负责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是县级以上各个行政司法机关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法》的亮点与实施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法律援助案例制度法律援助是法律人的良心事业,是利国利民的重要民生工程。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法律援助制度对于切实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利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应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抓好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各项发展工作。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构与实施起步晚、发展快,从《法律援助条例》到“法律援助法”,法律援助立法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回顾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1980年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正式恢复重建。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做了积极的回应。同时,尚有一些问题还未达成共识.需要进一步地呼吁与推动。已达成共识的问题1.基层需设置法律援助中心。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中心的设置遵循配合法院设置的规律,即每一个有法院的司法行政辖区都配备一个法律援助中心,以满足当地法律援助的需求。

积极推动《法律援助法》的实施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作为全国首家以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为特色的智库型研究机构的院长,请您介绍一下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成立的背景、意义和定位。吴宏耀: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是全国首家(也是全国唯一家)以法律援助研究为特色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内容之一,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需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法律援助法》实施

《法律援助法》的实施开启我国法律援助新时代,请您介绍一下《法律援助法》的立法过程和时代意义。樊崇义:从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实施到今年《法律援助法》的正式施行,将近二十年。2013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在中央所推动的司法体制改革中,一直把法律援助体制机制改革列为重要的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

《法律援助法》的重要创新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积极参与了《法律援助法》的制定,作为研究院首席专家,请谈谈您参与《法律援助法》制定的一些工作和提出的立法建议。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在此次《法律援助法》制定中有较深入的参与。不管是司法部的建议稿、全国人大监察与司法委员会的草案稿,还是后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两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稿,研究院都以不同的方式、渠道有所参与。

网络时代的中国刑法发展研究:回顾与展望

回顾网络时代的中国刑法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活性化积极立法、扩张性司法模式、摇摆型理论路径三大主体部分。在网络时代,中国刑法立足于有效性的延展予以回应,集中表现为立法的制度供给效果斐然、司法机制的有序衔接与潜能释放充沛、理论研究的网络化转型日渐“开化”,但同时也面临立法疏解的效能相对克制、网络化扩张的风险高位运行、网络知识转型的制度性迟滞等结构性困境。应当围绕网络时代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修正重点以及网络时代刑法典的构想等核心问题,进一步推动立法升级,缓和司法扩张的紧张生态。应当聚焦与时俱进的刑法变革立场,敢于拓展网络时代刑法学的知识变革面向与进化阶段,立足网络刑法学的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之基本范畴,加速重构网络安全法益、主体、行为、制裁措施、定量体系等网络时代刑法体系的本体元素。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特殊食品刑法保障体系研究与探析

特殊食品不仅关涉食品公共安全,而且对“一老一少”等重点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立法不断健全,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了较大改善,但特殊食品领域仍存在对象界定宽泛、适用范围较模糊、罪间关系不明等问题。本文系统分析了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刑事责任认定的基本思路,厘清了食品安全犯罪与其他罪名构成要件的界限,明确了真正食品安全犯罪的适用范围与罪间关系,并通过与美国的特殊食品安全刑事法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增设特定的食品安全犯罪、丰富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样态、增加过失罪形式等的应对策略,以期为特殊食品行业监管和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中国境遇——以认罪认罚案件为适用场域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量刑从宽协商机制的司法供给不足、量刑建议协商的效率诉求攀升、量刑建议的正当性与精准化要求等问题交互叠加,亟待从理论本源上疏解供需矛盾,人工智能辅助预测量刑也应运而生。认罪认罚案件具备智能办案的规模化、类型化优势条件,与“预测”量刑的本质特征、量刑规范化理论、司法大数据蕴含的量刑规律与经验等,共同生成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知识体系。理论预测与数据预测作为体系双核相互验证,与必要的人工介入,齐力实现更精准预测量刑,提高量刑协商效率与量刑建议质量。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系统宜定位为司法辅助角色,发挥量刑规范化层面的参考作用。

论日本协议·合意制度及其在法人犯罪中的应用——兼论中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之路径

2016年,日本《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带有司法交易性质的协议·合意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以查明共同犯罪为初衷的协议·合意制度,逐渐同法人犯罪侦查与涉案企业合规相结合,发挥着企业防卫功能与刑事告发促进功能。在协议·合意制度之下,日本企业的侦查、审判协助对于检方查明案件事实、获取相关证据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协议·合意制度之下的案件程序分流,也逐渐成为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手段之一。但是,关于日本协议·合意制度,一直存在“使用带有交易性质的侦查方法是否得当”“引入不过度依赖讯问笔录的新证据收集方法是否确有必要”等质疑。受此影响,协议·合意制度在法人犯罪领域的应用及其边界也一直存有争议。对于我国而言,企业合规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在借鉴美国等先行国家利用不起诉或暂缓起诉等程序分流制度激励企业合规的同时,日本在法人犯罪中适用协议·合意制度对法人问题、企业董事善管注意义务以及企业内部调查机制的探讨也值得参考。在此基础之上,可以结合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多元化实现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作用。

人工智能刑法研究的反思与理论迭进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普及化,加速不同的刑法应答思潮之交替袭来。对智能主体刑法地位的聚焦,仍无法澄清认识论误区及其立场;对智能时代犯罪现象的窥探,仍无法给出具有共识性的见解;对智能时代刑事责任难题的疏解,存在规范空虚等问题。对于这些剧烈的认识困惑与知识动荡,亟待明确智能时代的刑法功能定位,澄清智能时代刑法供给体系的基础逻辑;应强化规范层面的有效应对,从多维度建构智能时代刑法体系的知识要素与规范内容;应以必要的学术“想象力”稀释浪漫主义与虚无主义法律的风险,推动人工智能刑法理论研究趋于理性与可行。畅想“人工智能刑法学”是有依据和意义的前沿探索。

中国特色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现为范围相对有限、地位不鲜明、质量提升有限、保障措施不力等。这为刑事法律援助现代化的立法完善明确了重点和方向。确立刑事法律援助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石,确保法律援助立法契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可真正裨益于刑事司法人权保障体系。遵循充分保障辩护权的立法指导理念,建立健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二元立法结构,有利于集中优化包括律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法律援助质量评估等在内的保障措施,做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的技术衔接。

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研究——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为例

一、资金保障制度是法律援助制度运行的基石(一)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础性法律制度,在经历了一个"由律师自发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慈善活动"逐步演化为"国家为保障个人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国家行为"的发展过程后,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一项法治国家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最主要且最直接的体现方式便是对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

新型网络犯罪专题研究

从传统犯罪到网络犯罪:业务犯罪的法理与立法反思我国对涉业务犯罪采取碎片式的分散立法,并“寄宿”在有关不正当竞争犯罪体系内。依托关联罪名进行扩张解释的应急路径已暴露出理论薄弱、立法供给不足等问题。应确立狭义的业务与业务犯罪概念作为专属立法的基本起点。网络业务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依靠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生成的扩张解释路径明显吃力。新型网络业务犯罪具有独立属性,与传统业务犯罪既关联、又有别,实质上是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所保护的客体内容是正当、合法的业务。互联网经济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立法触发的行刑衔接问题,使涉(网络)业务犯罪的专门立法需求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