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科大学院”设立后的法学教育制度浅析

日本法学教育改革是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目的在于通过新设美国式法学院培养法律职业人,向司法界输送专业人才,确保司法制度改革的实现,同时为保障教学质量计划的实施,建立了第三者评估制度。但是,既有的日本式法学院的存续使日本还存在以培养法律素养和知识为目的的法学教育。这两种法学教育的并存反映了社会的不同需求,也构成了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色。

困境与选择: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法律分析

归化球员是体育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本的正常流动。随着政策鼓励,民族观念淡化,中国足球归化球员也逐渐从理论探讨走向现实实践。从法律上讲,归化最主要涉及的就是国籍转换问题,取得一国国籍是运动员代表该国参加国际性赛事的基础条件。归化的正当性在于国籍转换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不违背国际体育组织的规则和章程,也契合我国"引进人才"的政策要求。但我国法律规定了极为严苛的入籍条件,通常只有中国人的近亲属才有可能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现行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也大大增加了归化的难度。此外,归化球员还需面临国际足联的监管,特别是对参赛资格的限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中国足球的归化路径只有华裔球员和已经归化的港澳台球员具有可操作性,但该批球员的竞技实力不足以实质性改变中国足球水平。推进中国足球归化进程,首先要降低外籍球员的入籍难度,有必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对国籍法第七条的入籍条件进行扩张解释,使归化目标范围内的球员能够更加容易取得国籍。其次适时修改《国籍法》,默示容忍或者有条件承认归化的特殊人才具有双重国籍。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主权财富基金在维护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于2007年设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诸多法律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中投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并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民法典视域下人工智能法律规制论纲

人工智能发展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业、伦理道德、社会安全甚至全球治理等都可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传统法律规制体系的确定性无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及其带来的风险的不确定性。防范任何一种技术带来的风险设计的制度,都可能面临技术发展和制度价值目标之间的矛盾。我国《民法典》诞生于新时代,因应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与挑战,多个条款关涉人工智能的相关内容,并为新兴科技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在《民法典》视域下,将人工智能予以法律关系客体的定位,构建以《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具有相当开放性的法律规则为基础,由特定领域的单行立法进一步规定具体可操作性规则,并在法无明文时借由司法案例等形成的习惯法作为补充,最终形成以《民法典》第10条确立的“法律+习惯”的法源模式建构人工智能法律规制体系,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

后“营改增”时代的地方税收收益权法律问题研究——以上海市为样本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逐步朝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但是面对当今社会的新形势、新挑战,分税制改革中的许多漏洞正逐渐暴露出来,其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尤其是自2012年我国正式启动"营改增"试点工作以来,地方政府税收收益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其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立法权缺失和分配制度的混乱。

我国注册驰名商标状况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基于1983～2011年注册于中国的驰名商标的文献与信息分析

驰名商标是为相关公众所知晓的具有较高声誉的商标,代表了企业产品的信誉,是企业所具有的巨大的无形资产。在我国境内申请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名称、数量和类别等主要信息体现出驰名商标拥有量与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为了更好地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提高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严格规范和适用驰名商标认定标准,杜绝驰名商标认定异化现象,并实施以创驰名商标为核心的品牌战略。在《商标法》修订之际,则应在其中明确驰名商标的概念,因为它关系到我国商标法制统一等重要问题。

权利思维下的大学生性教育

本文以为,大学生性教育的重心应是以引导与培养责任意识与责任精神的性行为规则教育,而从权利思维出发对大学生开展性教育更有利于大学生群体负责地处理性关系与对待性活动。私法自治下性权利规则的运行--性权利的自治(自律)以及自治责任的承担(他律)从主体内外两个方面培养与强化了当事人的责任意识与责任精神。此外,从权利思维下大学生性教育的理念出发,文章也谈到了大学生性教育中理性精神的引导与强调、性健康与性隐私保护、贞操与性爱婚姻教育等问题的现实启示。

科技创新的法律之治:科技法律体系的构建研究

构建适应当今中国科技创新需要的科技法律体系,既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新修订实施的科技进步法全面强化了其科技基本法的科技法治导向与指引功能,但当今科技创新内外环境决定了科技法律关系的多样性,非功能协调、内容互补的科技法律体系难达其功。因为科技创新体系内外诸因素的影响,中国既有科技法律效用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为适应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的法治需要,中国科技创新法律需要从科技创新活动的自身规律入手,有效完善科技法律的体系性和协调性、强化科技法律的现实规范功能,构建适应新时期科技强国建设需要的科技创新法律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基于运营平台电子取证的趋势与应对

产业生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单元,其内部主体的多层次性及异质性,导致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从而增加发生各类纠纷的可能。基于技术特性与功能定位,产业生态内统一的数字化运营平台能够将该生态运行的全部数据予以记录。由此,获取运营平台之上的电子数据,将成为化解产业生态内、外部纠纷的关键,从而产生基于运营平台电子取证的未来趋势。该趋势势必引发基于海量数据电子取证的技术与成本难题,亦会导致涉案企业面临证据偏在与取证不能的窘况。在技术层面,可借鉴美国电子开示语境下的技术辅助审查,实现以可接受成本并在大量数据中获取所需数据的自动筛选。在制度层面,当运营平台作为一方当事人时,证据偏在明显,可申请适用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以获得运营平台控制下的电子数据,或实现与获得该数据等效的诉讼结果。当运营平台为案外人时,则需探索构建运营平台协助电子取证制度。

数字时代网络暴力的刑事治理

面对网络暴力恶性事件频发,在数字时代如何规制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问题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网络暴力不同于物理暴力,主要通过造成精神困扰严重影响被施暴者的身心健康,从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网络暴力与刑法上的“暴力”、“软暴力”存在异同,侵犯的法益是多重的,与言论自由应当厘清边界。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民法、行政法等救济手段很难达到社会期望,现行刑事法律亦不足以有效规制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亟需完善网络暴力刑事治理体系。应在刑事实体法中增设网络暴力罪这一独立罪名,同时在刑事程序法中构建针对网络暴力罪的公诉追诉程序而非自诉或者自诉转公诉程序,以充分发挥刑事法律对网络暴力的治理效能。

刍议广告代言之法律监管

广告代言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为广告主带来可观利润的同时,也使得众多消费者因出于对广告代言人的信赖而选择消费其所代言的商品时利益受损。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广告法律制度未对广告代言活动进行规制,导致广告代言法律监管制度严重缺失,本应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广告代言人却逍遥法外,十分不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通过对建立广告代言法律监管制度的意义及其应当包括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期能够完善我国的广告立法。

复合型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者可控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96名复合型英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发现复合型英语专业学生在学习动机、学习观念及学习策略等学习者可控因素方面的特点及其原因。研究发现,1.学生的表层动机略高于其深层动机,但整体学习动机较弱;2.学生的学习观念整体较高,其中管理观念的平均值最高,其次为形式操练观念,第三是功能操练观念,依赖母语观念最低;3.学生最常使用的策略是管理策略,第二是形式操练策略,其次是功能操练策略,最不常用的策略是依赖母语策略,但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并不高。

大数据时代运动员数据的法律保护

随着体育大数据的出现以及“数字体育”的兴起,运动员数据不但蕴含着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而且日益成为职业体育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完成资产增值,因此需要将运动员的数据保护纳入运动员权利保护的范畴,保护运动员对个人数据的自主利益。但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个人数据的保护主要依托隐私权或人格权展开,这2种保护路径适用到运动员数据保护上存在明显不足。隐私权的保护路径忽视运动员体育比赛中产生的“非隐私信息”和运动员数据的强资产属性,人格权的保护路径也仅能在运动员数据受到不当披露和利益造成损害情形下提供事后的救济,而对于运动员在数据收集、储存和传输过程中其所享有的财产利益也未得以体现。保护运动员能够享有个人数据的人格利益和经济利益,可以考虑借鉴数据财产化理论,从财产权角度赋予运动员数据收益权或者报酬请求权。运动员数据的财产权保护,不但不会导致运动员数据人格权保护水平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促进人格权的保护。在具体规范设计上,可参考知识产权“使用许可”规则,将“使用许可”制度适用于运动员的数据保护,相关机构只有在与运动员集体协商,支付一定财产对价,获得运动员授权的情况下,才可以在约定许可的范围采集和利用运动员数据,以具体实现运动员数据所承载的经济利益,也避免不当收集和无序使用。

中国足球归化的理论证成与未来路径

厘清归化球员的理论极限和现实基线,使得归化对中国足球真正起到“善假于物”的作用。归化运动员是国际体育不可逆转的趋势,具有法律正当性,也合乎经济理性,不违背传统民族意识和体育公平竞赛原则。但外籍球员加入中国国籍困难重重,使得当前归化目标只能框定在华裔或者港澳台已经归化的球员,从球员竞技水平上讲,很难对中国足球产生质变,缺乏专门的监管也使得归化很容易沦为异化。促进中国足球归化,需要以联赛模式为突破口,建立“华裔到非华裔”的球员选拔体系,构建外籍运动员归化入籍制度,降低归化球员加入中国国籍难度,同时进一步完善监管,明确归化标准,控制归化数量。

我国职业体育“限薪令”的法律困境及优化路径

我国中超联赛和CBA联赛"限薪令"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职业体育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厘清我国职业体育"限薪令"的历史发展和面临的现实困境,为"限薪令"的实施提供更为丰富的意见参考。我国职业体育"限薪令"首先面临制定过程中合法性缺失的难题,特别是对球员劳动权和财产权的限制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也存在着监管乏力的缺陷,特别是对"阴阳合同""隐形利益"的监管束手无策。"限薪令"要真正能够令行禁止,尚需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具体来说,首先要进行合法性修补,主要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是建立球员工会,构建集体议价制度,使"限薪令"体现契约合意性;二是提高立法位阶,弥补"限薪令"的规范依据。其次要健全监管制度,完善条款设计,增加球员"薪酬逐年增幅"和"反规避"条款,构建大数据的税务稽查为主,辅之以球员薪酬信息披露的监管体系。

中国医保医师制度建设可行性分析

随着我国全民医保制度不断完善,对医保基金使用的监管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医保医师制度建设具有逻辑可行性、政策可行性与法理可行性,表现在:逻辑层面,中国医保医师制度是执业医师制度的延伸;政策层面,中国医保医师制度的建立已有政策铺垫及其改革基础;法理层面,医保监管从医疗机构延伸到医师合理合法。建立与实施中国医保医师制度,需健全医保经办机构、医疗机构的职能职责,建立全方位监管体系并与现行政策制度相互配合、综合施策,将有力促进监管对象从医疗机构延伸至医务人员,打破地区间医保医师的管理壁垒,对于增强医师行为监管的连续性,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实现资源有机整合与综合有效监管,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医师四方联动,提供价值医疗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证制度功能的法律思考

公证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和社会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提高社会整体信用、促进市场交易和化解纠纷与矛盾的优势。目前,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公证制度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建立了信用的桥梁,有利于企业开拓市场,增强实力,实现规模效益。

基于因子分析的北京地区经济差异分析

北京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现象,这是今后北京发展的阻碍。本文基于因子分析的方法,利用SPSS软件分析了北京18个区县的经济状况,并得出分数,进行排名,为今后的北京经济发展方向提供实证数据分析。

违约损害赔偿的法律经济分析

违约责任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道德上的非难,而是立法者通过使行为人承担外部成本而获取违约行为在公共秩序上的允许。应当注意的是,一旦涉及行为人私人的领域,立法的调整应当深入探究其正当性。行为人是履行契约还是违约属于其意志的范畴。因此,尽管违约责任在法律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强制控制力,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违约责任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法律学者为违约行为所付责任预先划定的价格尺度;通过经济活动对这一法律行为价格的设定,从而从法律上引导人们的行为,使资源达到最高的利用和最佳的配置,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佳组合。

论在中国构建知识产权保险制度

随着知识产权日益成为主要经济增长点和企业竞争的主要手段,知识产权诉讼愈演愈烈,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知识产权保险作为分散企业的知识产权诉讼风险的主要方式在欧美兴起。这一制度也必将在中国开花结果,但在中国开展这一业务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文章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对外诉讼保险上目前应以行业协会主导,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来共同推进这一市场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