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补偿现状研究

近年来,由环境污染引发的健康损害事件频频发生,而针对受损害群众的补偿却各有不同,因为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补偿法律或补偿标准,所以受害者无法得到有效的健康损害补偿。本文通过对国内环境污染健康损害数起案例的回顾分析,对事件的处理及补偿政策进行了讨论,并剖析了目前环境健康损害补偿现状的困境,对建立我国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补偿标准进行了探讨,最后建议政府应尽早制定相应标准,并广泛开展环境健康风险防范教育。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研究——由首例环境责任保险获赔案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污染事故频发的现实与传统救济途径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矛盾急切呼唤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核心是实现环境责任的社会化。目前,政府已从政策和法律两个方面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进行了规定,也在实践中开展了一些试点工作。这为我国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本土经验,但其还存在诸如统一法律体系尚未形成,效力低、协调性差,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等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经验,完善环境责任保险立法,建立市场主导型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另一方面,应就环境保险投保方式、承保机构、投保范围、索赔时限等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

碳市场语境下公众参与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研究

为预防人类活动带来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国家先后启动了试点地区与国家层面的碳市场建设,旨在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碳市场的自发调节化解风险。作为公共风险,公众参与规制行为有其必要。通过公众参与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的立法梳理,发现公众参与的规定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性不足,逻辑根源在于技术治理的专家倾向与民主诉求的冲突,以及“命令-控制型”规制体系与多元善治之间的悖谬;制度肇因是立法的体例分散、位阶低下与内容模糊。第三代行政程序具有开放性、多阶性、协商性,能够契合现代环境风险规制的需求。鉴于此,在第三代行政程序的理念指引下,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的公众参与制度建构应在多阶动态、全程参与、平等协商的价值追求下,对风险评估、风险决策、实施监督进行重新设计与安排,形成公众参与的良性机制。

我国环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以松花江污染事件为视角

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事件折射出我国环境立法存在诸多问题:立法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补偿基金等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亟待建立;现有的环境应急处理制度、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制度、跨国界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制度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无法很好地认定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无法应对环境诉讼的特殊性等问题。我国未来环境立法应当全面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重要步骤,《环境损害赔偿法》的制定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环境违法成本低之原因和改变途径探讨

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环境立法所确立的责任机制,而这种责任机制的确立又受许多因素的制约。要改变这种状况,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不应要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而应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相协调;对违法者要一视同仁,不能对某些违法者特殊保护;在处罚原则上要根据“不能使违法者从其违法行为中得到好处的原则”设计法律责任及其处罚力度;在执法方面,执法机关务必违法必究,使每一个环境违法行为都受到应有的处罚。

环境司法专门化视阈下环境法庭之检视与完善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积极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庭体系。这一体系由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合议庭、环境保护巡回法庭以及为数不多的基层环境保护派出法庭构成。目前的环境法庭主要采用"三加一"模式、"三合一"模式、"二合一"模式以及单一模式等四种审理方式,在缓解环境案件审判压力、公正审理环境案件、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提高环境司法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亦应注意到,现有的环境法庭存在诸多问题:基层人民法院缺少法定权限,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缺少设立环境法庭的程序性依据,致使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合理的机构建制,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不甚科学;受案范围有限和受害者起诉意愿不足,致使案源不足;特别程序缺失,监测评估机构缺乏中立性,审判人员专业性不强,致使支持保障机制不健全。为此,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庭:首先,为环境法庭建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规范环境法庭的设立、职责定位及基本权限等事项,将环境法庭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其次,健全环境法庭体系,着重健全环境法庭审级设置,同时完善地域管辖;再次,改进审判模式,健全"多审合一"程序;再次,拓宽案件来源,合理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扩大受案范围,完善鼓励起诉机制;最后,完善支持保障机制,针对一审程序设立专业陪审员,针对二审程序设立专家委员会。

美国环境执法中的协商机制和自由裁量

美国环境法的执行手段分为民事执行（civil enforcement）和刑事执行（criminal enforcement）。美国的民事执行主要针对一般违法行为．包括直接由政府官员进行执行和政府官员向法院提起诉讼执行两种。行政机关的直接执行往往针对轻微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的执行一般适用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刑事执行一般用来对付故意违法的个人或企业，适用于法律规定采取最严厉惩罚的违法行为。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法律反思

近一年来,媒体不断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也备受国人瞩目。许多人都在问:中国不是有那么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吗,环境问题为啥还这样严重?环保总局不是改成环保部了吗,环境问题怎么反而多了呢?对这些事件和反映的问题应当怎样看,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保护

什么是环境信息公开？ 简单来讲，环境信息公开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将不为公众所知的环境资料向社会公众披露或者提供的活动。其中，“披露”是主动的；“提供”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经过请求来提供的；“不为公众所知”是说如果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也就没有必要让你提供或者是披露。

“战略环评”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虽然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 ,规定了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这种战略环评 ,但其规定很不具体 ,在具体实施中会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战略环评适用的对象范围、战略环评的责任人和评价单位、战略环评的审查、违反战略环评要求的责任追究等问题是特别需要研讨的问题。国外在战略环评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立法 ,我国应对此予以借鉴。

风险社会视角下美国环境应急管理及其借鉴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应对环境风险,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较早建立了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几十年间逐渐形成了横纵协同的机构设置、有机协调的法规体系和高效运行的法律机制,这为环境应急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和较为充分的制度资源。我国在进一步完善环境应急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这些经验。

我国生态环境执法的主要制约因素及破解之道

一、我国生态环境执法的主要制约因素,第一个制约因素是现有的环境执法体制与生态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现有的环境保护执法体制是以污染防治监管为主、分级(四级)、分部门负责的执法体制,原来由环境保护部负责,主要是管污染防治,而且实行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体制,各部门分别负责、环保部门实施监督管理。生态环境执法体制改革要求的管理体制是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体制。

环境应急处理,问题何在

环境应急处理制度,是指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环境污染或者环境破坏事故时,环境开发利用者、有关人民政府及其相关主管部门及时采取行动,以使现实的或者潜在的损害或者损失降至最低程度,以及制定应对此种事故的行动方案的一整套措施。

环境立法部门化:问题、影响与应对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对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做出了重大调整,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整合原分属国土、环保、水利、农业、林业、海洋以及其他部门的管理职责,组建了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这一改革为解决部门主导的环境立法模式(有时也称为'环境立法部门化')所导致的问题带来了契机。在此背景下,就我国环境立法的协同路径开展研究,尤为必要。环境立法部门化倾向显著行政部门对于环境立法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动议的提出、法律草案文本的起草以及法律审议等阶段。行政部门对立法动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规划的制定方面。

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妥当责任边界——以美国埃克森案展开

一切责任均有边界,但其功能的发挥以向公众显明为前提。我国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责任边界尚处蒙蔽之中,法官不能借助其填补执法落差、实施社会威慑,公民也无法从中获取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将妥当的责任边界公之于众有助于扭转上述颓势,美国埃克森案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益参考。《民法典》第1232条的妥当责任边界包含三个层级:首先裁判者以"等比规则"为基础确定外部责任边界;随后通过五项可责性要素确定责任系数、形成内部责任边界、尝试减轻责任;最后藉由参考指导性判例形成微观责任边界,使法官定责时兼顾个案灵活性与类案统一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适格问题浅析

从大学教授为自然物申诉到普通市民提起的维权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众多学者纷纷撰文支持将此项制度纳入我国的法律。可是,为什么在现实状态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总是走向夭折呢?原告适格问题是其最大的障碍。在赞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学者中,对于谁才是适格的原告,大概有四种观点。文章认为,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以其公益的性质、环保的宗旨、专业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克服了检察院和自然人(公民)诉讼的不足,成为比较合适的选择,但是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在制度构建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去规制和约束它。

打造特殊空间区域保护的“中国样本”

2023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下简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对巨大复杂性生态系统进行生态保护的特殊空间区域立法,不仅对中国的生态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填补立法空白的特殊价值,而且对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分析,较之现有国际山地公约和有关国家山地立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东方智慧丰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内涵,以特殊区域空间的专门立法体现整体保护、系统保护、协同保护规律,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制度引领全球治理。严格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既是中国对保护青藏高原乃至国际生态环境的巨大贡献,也为世界提供了法治示范;同时,中国还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建立青藏高原跨境保护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谈判和履约过程中主动设置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议题等,充分发挥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引领作用。

生态文明城市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大数据管理制度建设

时至今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产生的"垃圾围城"现象迟迟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工业固体废料、危险废物以及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居高不下,导致生态污染、健康损害、城市建设失衡等诸多不利后果,成为影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大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