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刑事诉讼法》颁布40周年之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刑事诉讼制度走过了雏形设计、初步实践、广泛探索和深化改革四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程序法治取得非凡成就。《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颁布后,经历了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改,以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构造以及刑事诉讼文化等理论为基础,逐步强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未来应当进一步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促进刑事诉讼制度完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论刑事诉讼的外部性——以法律经济学为研究视角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以及配套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从法律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其目的就是通过合理配置刑事司法资源,进而优化不同刑事诉讼主体间的权力和权利结构,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益的最大化。刑事诉讼的外部性是刑事诉讼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与刑事诉讼目的具有相反价值取向的各种消极和负面性的结果。正确理解和把握刑事诉讼外部性产生的规律,对于构造更加科学的刑事诉讼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诉讼的外部性是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认知的有偏性和非正式规则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范式来透视和分析刑事诉讼运行中的资源配置和规则异化等问题,以拓宽刑事诉讼领域的理论分析的新视角。

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从正当程序的角度研究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牵涉到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重要权利 ,是一个非常重大和复杂的问题。为了实现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遵守程序的正当性 ,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任意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合法权利。以程序上的正当性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并确保国家机关正当行使权利 ,保障诉讼中的人权不受侵犯。本文即从正当法律程序的角度 ,比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刑事司法准则的规定 ,论述我国刑事诉讼各阶段在保障人权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对其加以完善。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鉴定人出庭制度研究

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审判的实质公开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鉴定人出庭率过低,既有鉴定人权利和义务失衡导致不愿意出庭的原因,也有着法官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鉴定人积极出庭的原因。推进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就要建立庭前鉴定意见开示制度,科学规定鉴定人出庭的范围和不出庭责任,强化法官对鉴定意见和判决结论的说理,激活"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对鉴定意见进行制约。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保留及其规范运行——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得到宪法、法律层面的肯认之后,需要《刑事诉讼法》修改调整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进而解决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保留的检察机关侦查权,其监督性得到显著强化,巩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当前需要从检察机关侦查权与监察机关调查权的协调、检察机关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检察机关侦查能力的培养与强化等方面着手,确保检察机关侦查权形成长效的规范运行机制。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 推进司法鉴定制度建设

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制度做了如下修改:纠正了"鉴定结论"不准确的提法,还原了司法鉴定之本质;删除了"人身伤害的重新鉴定或者精神病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的规定,理顺了司法鉴定体制;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确立了鉴定意见的传闻排除规则;增强了鉴定人参与诉讼的权利保护;增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使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有望实质化。这些修改是司法鉴定程序立法的重大进步,然而鉴定人权利保障体系尚有待健全。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事诉讼监督的机遇与挑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并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刑诉法再修改是继1996年刑诉法修改以后的又一次重大、系统的修改，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制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提高司法机关有效惩治犯罪的能力和效果、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我国诉讼文明、司法民主和人权保障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次修改与检察机关的工作可谓关系重大.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追诉程序的重大变革、创新与完善——以《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背景

随着《监察法》的通过和《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的完成,我国法律上关于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追诉程序发生了重大变革,正式确立了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立案管辖以监察机关为主,以检察机关为辅的格局,一方面体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发挥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优势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对检察机关"自侦、自捕、自诉"的长期质疑,充分显示出思维创新、制度创新的精神。对监察机关的调查程序应当理性看待评析,除个别问题外总体上与刑事侦查程序的法治化程度基本一致,有些方面还比侦查程序进步。与以往相关党纪政纪程序比,更是进步显著,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法治难题。但毕竟是新生事物,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完善。

论中国刑事诉讼定罪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视角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作为证明标准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说明。文章阐述"排除合理怀疑"在英美法系中的适用情况,探讨合理怀疑的概念和适用规则,结合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相关规定,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与刑事诉讼其他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提出我国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存在不同层次性的观点。同时,文章还试图分析现行审判模式下的证明标准,以及审判工作中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侦查程序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侦查程序是此次修法的重点。侦查程序的完善需要在强化权利保障的同时加强权力制约,具体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取消"如实回答"义务,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录音、录像或律师在场制度;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作用;完善嫌疑人的权利体系;明确律师介入的诉讼地位;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排除非法口供遏制和减少刑讯逼供;坚持"人本精神"完善强制措施;完善财产强制手段维护公民的财产权。

离土中国背景下的乡村纠纷研究

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离土"。城乡的巨大流动动摇了中国乡村的传统秩序,冲破了差序格局的边界,个体得以迅速崛起。流动所带来的个体化广泛渗透入社会领域、家庭结构和私人空间之中,它直接决定了村民生存的逻辑,同样也决定着面对纠纷时的立场、观点、方式与解决办法。在此影响下,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也消解了乡村基层组织的功能,导致乡村纠纷解决上的乱象局面。在离土情境下,调解的作用逐渐减弱,原有的"实质性解决"蜕变成为"形式性解决"。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为视角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对于维护被告人权利及死刑程序控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死刑复核程序辩护权保障方面取得了积极突破,但相关规定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更深入的诉讼化改造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权利义务、明确法律援助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并建立死刑复核阶段的程序制裁机制。

日本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研究及其借鉴

2003年日本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核心目的就是方便国民利用司法、增加国民参与司法的途径、提升民众对司法体制的认可度以及提高司法裁判的效率,其中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就是此次改革中备受关注的成果之一。通过对日本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期待着我国进入已经启动的民事诉讼法修改能从中获得借鉴,从而为我国正在构建的"司法为民、司法便民"的民事诉讼法学提供有益的立法参考。

诉讼法角度抑制酷刑对策论纲

刑讯逼供是我国酷刑行为的典型存在方式,所以,遏制刑讯逼供是消除酷刑的关键环节。遏制刑讯逼供,要深入研究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现状、原因。现阶段应当进一步确立无罪推定等诉讼原则,确立物证本位主义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律师在场、讯问时录音录像等相关制度,加强诉讼行为理论研究,构建程序性裁判机制等多种途径,来实现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全面控制,为消灭酷刑这一国际义务做出努力,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薄力。

让刑事诉讼法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对刑事诉讼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每一环节每一程序,都关系到公民的人权、物权,乃至生命,其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制发展史略

儒家倡导的"恤幼"思想对中国古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大致经历了"文革"前的探索时期、"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恢复重建时期及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这无疑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与成年人有别,以"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为指引,以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为目标,侧重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和程序分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

中国古代家族司法纠告程序研究

家族司法实施主要依据家族法法律文本。家族法的法律文本除了部分规定是一种约束性规范外,其余多数家族法都以家族司法之步骤实施并辅以一定的程序。古代家族司法程序主要有纠告程序、传唤程序、审理程序、裁断程序、执行程序等等。纠告程序是家族司法程序发起实施的首要步骤,它作为家族内部检举不法成员违规行为的方式有其自身的分类、范围和发展演变。

回归真实:民事诉讼法的真谛——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批判

证据问题是民事审判改革的核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司法改革的进行,但其所确立的证据规则不但加重了审判权缺位和失范的趋向,更背离了发现真实的诉讼真谛。检讨我国的证据理念,重塑证据规则,实现真实的回归,才能引导民事审判改革不断前进。

清末民事诉讼法的演进

八国联军侵华后,统治阶层意识到以旧有方式延续其统治成为不可能,遂推动例律的修订。此外,西方国家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一方面维护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华人了解到文明国家的先进诉讼法制。英美日三国与清政府约定以修律换取其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成为修律的直接动机。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先后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两份草案各有特色,其中《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尤其特别,兼具英美国家的诉讼特点,而《民事诉讼律草案》则具有浓厚的日本民事诉讼法色彩。

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理秩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保障和服务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作为一项基础权力,虽具有非强制性和有限性,但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权威性。为更好地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应对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应积极配合公益诉讼立法,在立法中对“调查核实”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环节加强规范,对调查核实权的属性、权力边界和运用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