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研究综述

新中国教育实现从建起来、大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的实践过程。国内已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研究经历了由“理论诠释”到“理论反思”再到“理论创新”的研究轨迹,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结构的体系化、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等方面还存在亟须改进的空间。一是应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整体性研究;二是应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视野;三是应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现实观照;四是应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方向,增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研究的体系建设和系统性研究。

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价值

晓庄学校是陶行知在新教育运动价值导引下延续教育改进事业的创作。晓庄学校的办学是陶行知和师生们在探索中发现的过程。它以生活取向、革命意志、民主作风、科学精神、试验方法、诗化养育等鲜明特征,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破晓效应、生路效应、创造效应。它开辟了教育家自由创造的新模式,在晓庄实践中建立并实践了生活教育理论,从价值、方向和方法上大大增强了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凸显出教育的人本主体性,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先例和理论验证的载体,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晓庄学校对当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示在于,需要深化对教育现代化认识,增强教育改造社会实现教育强国的效能,创设教育家自主创造的条件和环境,维护村民权利为基础振兴乡村。

中国教育学话语建构的三重限度及其超越

构建中国教育学是新时代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其话语关涉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有何影响的问题,为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有力支撑。中国教育学话语建构要警惕三重限度的产生。其一,在话语议题上,中国教育学要突破话语单一化,不能为突出重要性而忽略多样性。其二,在话语应用上,中国教育学要规避话语机械化,不能为突出应用性而忽略情境性。其三,在话语范式上,中国教育学要突破话语孤立化,不能为突出独特性而忽略学术创新性。中国教育学话语建构需:运用比较教育视角,丰富教育学话语议题的多样性;强化问题情境导向,提升教育学话语应用的适切性;注重学术质量标准,增强教育学话语范式的普适性。

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归止

教育学在中西方都经历了数千年的孕育,积累丰厚,但其内在的复杂性使得它尚未完型。作为分科研究的一门,中国教育学引进于1901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快速发育。中经1950年代学习苏联、19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下同时引进美、苏两国教育学,到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学界在拓宽视野的同时受到功利潮流冲击,中国教育学学科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实质性的发展较为缓慢。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校正了一些错误的观念,拓宽了教育学的研究思路,使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内容更加丰富,表述更为准确规范,但与中国教育学人孜孜以求地写出一本中国教育学的目标尚有差距。其主要表现是:教育学研究偏离主题的现象比较普遍,学科发展进程中的断裂痕迹清晰,原创不足,学风浮躁,思想禁锢未能彻底解除,适合的评价标准未能建立,教育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性不高,促进教育学基础性学科发展的条件还未能具备,其中包括思想理论的传承,市场机制和个体筛选培养机制未能建立等。教育学的归止在于促进人本成长。

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支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基石形成的高效能、高质量生产力,具有更显创新性、更具数字化、更富跨越性、更重高质量等时代特征。新质生产力与教育发展有着双向驱动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引发教育理念、目标、内容、方式、体系和治理的系统性变革;另一方面,教育通过促进劳动力再生产提升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促进知识再生产升级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要素和积极变量。随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亟待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培养模式的升级、供需匹配的优化以及国际链接的畅通。基于问题提出四个方面建议:一要坚持系统观念,树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统筹推进的“大教育观”;二要坚持协同创新,以产学研深度融合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三要坚持动态调整,促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供给侧与产业结构需求侧协同发展;四要坚持对外开放,加快建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学习习近平《论教育》笔谈

最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了习近平同志的《论教育》,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至2024年关于教育的重要文稿47篇。这部专题文集围绕教育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知行统一观的历史演进及其教育学意义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重要内容之一的知行统一观,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这一百年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主要是传统知行合一观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知行统一观的这一转化,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新变化。在新时代,重视个人道德体悟和践履的中国传统知行统一观与毛泽东以来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社会理想建构为终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再次结合起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正是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

论教育人的方向

教育人需要有比普通人更明确、自主、恒定的方向感,才能有效发挥导向、牵引、信号、筛选功能,才能有效履行教育职责。长期以来,教育人在纷繁的生活中存在着对方向的迷茫、随众、悬置状态和忽视、无视、无感现象。在社会的历史大变局中,不少教育当事人处于忙碌的迷茫状态,不重视辨别教育与社会以及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不能清醒地确认自己和学生的方向,常常表现为埋头苦干,这成为职业倦怠以及诸多教育问题滋生的根源。教师不善于“抬头乐干”,也培养不出“抬头乐干”的人。缺少自主、短视与功利是教育人看不清方向的主因,短视、功利的教育观以及相应的管理与评价是一些“反教育”现象的根源。矫治教育人的方向问题,必须看到并重视确定方向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明了教育人的方向应具有的特征。这既需要从根源、环境、社会条件等方面改进,也需要针对不同问题选择适合的矫正策略,以使教育人在认清人类文明前进方向基础上定位自己的方向。在教育过程中教育人重视增强学生对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思考与辨识能力,使其依据自己的个性化条件选择并准确定位与定向自己,才能更好地让学生通过教育实现幸福。

钟秉林先生的教育家精神

钟秉林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教育家。他毕生忠诚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从青年时代赴延安插队兼任民办教师,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再到远渡重洋、英伦留学,学成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钟秉林先生先后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等重要职位。他始终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不遗余力推动我国各项教育事业改革创新,为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钟秉林先生的社会头衔很多,但他经常自谦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最在意的身份就是教师。钟秉林先生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用身体力行诠释践行着教育家精神。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韩教育交流:现状、挑战与对策

中韩互为邻邦,自古以来交流频繁,文化和历史渊源为两国教育交流奠定人文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方教育交流机制逐渐成熟,为中韩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持。同时,双方教育交流仍面临合作领域偏窄,重要科研合作偏少,来华韩国留学生数骤降,深入交流不足,学生学历层次偏低等挑战。近年来,韩国推动教育新政,如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推进高校结构性改革、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支持力度、完善远程教育,为双方教育交流提供了新契机。面向未来的中韩教育交流合作,需加强教育政策沟通,完善交流机制;推进教育交流项目,实施区域一体化;促进两国语言互通,加快构建语言服务体系;提高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全球意识,加强教育经验交流。

地方新型教育智库决策服务现状与成效分析--基于25家省级教科院所的调查研究

省级教科院所作为省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专门从事教育科研的机构,是地方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主力军。基于全国25家省级教科院所横跨6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地方教科院所新型教育智库咨政建言成就显著,无论决策服务成果产出的数量、层级,还是参与决策议程的深度与质量方面都有长足进步。今后,地方教育智库决策服务能力的提升,应着重从关注重大决策问题、把握地方政府的战略部署、明确新型教育智库的职能定位、努力形成教育智库研究新范式等方面入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中国教育的民族性特征

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教育民族性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的百年历史,是中国教育发生根本变革和飞速发展的历史,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历史。中国教育在这百年中表现出深刻的民族性特征:从继承性上看,百年中国教育始终贯穿知识与道德统一的特征、强调个人修养和成为一个纯粹的人的道德追求;从世界性上看,百年中国教育经历了向人学到让人学的发展过程;从创新性上看,百年中国教育始终强调科学精神,确立了人民性。

道德和知识的分域——中国教育传统的一个问题分析

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存在着道德与知识界限不明的特征,这容易混淆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重主观知识而轻客观知识;在“内圣外王”的路径理想上重“内圣”而无法实现“外王”,造成“内圣”与“外王”的断裂。进入现代社会,客观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道德与知识的分域不可避免。由于中国儒家传统依然影响现代中国人的心理模式或生活态度,因而在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形式下,道德与知识必然又是分而合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教育的科学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教育具有科学性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使哲学具有了真正科学的性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特征;二是从形式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教育重视科学地发展,体现为发展教育的规划性和规范性;三是从内容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科学的教育,重视教育的完整性,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重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方针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根据不同时期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创造性地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不同历史时期赋予它不同的时代内涵,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在百年党的教育方针引领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经历了苏区革命根据地、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不同阶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百年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在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开在枯寂荒芜的土地上的劳动教育之花——淮北苏皖边区的劳动教育研究

选取淮北苏皖抗日根据地的劳动教育作为研究对象,阐述淮北边区劳动教育的地位和价值、内容和方式,追述新民主主义教育时期劳动教育的特质。提出淮北边区劳动教育实践对于目前构建包括劳动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的重大意义,即以劳动价值观教育为首要目标,以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为主要抓手,以真实问题为出发点开展劳动教育。

教育家成长与教育家精神的弘扬——兼论陶行知的教育家精神

教育强国建设呼唤新时代的教育家,需要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并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教育家的前提是拥有教育家精神,陶行知先生作为一代教育家,其体现的教育家精神构建于教育精神和师生精神追求之上,注重通过改造社会的精神培养创造理想社会的人。教育家的成长和教育家精神的弘扬需要创设法治基础上包容的社会环境,确保思想的流畅,保障教育当事人教育教学的主动性、创造性。

基于个体成长的教育学理建构

每一个个体的成长都需要教育学理的支持。提出教育研究转向“为个体成长服务”的命题,就是为了以个体生命成长为原点,建设“自助餐”式的、集成性和程序性的、开放性的教育学,从而为个体的生命成长和探索提供学理参照。与长期以来教育学主要为学校和政府服务不同,个体将成为教育学使用需求最多的用户,他们是异质多元而非单一同质的,是主动需求者和挑选者而非被动接受者,他们的诉求有较强的即时性、不确定性,他们权力低微且短期内不平等,分布分散且短期内需求量小。但是,个体对教育学理需求的总量将不断增长并成为确定性的趋势。在将每个个体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时,个体的独特性将要求发展出个性化的、过程不可复制的教育学,从而满足个体发展对教育学理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百年发展历程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来,在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党的教育方针也经历了不断调整和发展的历史演变,总体可分为苏区革命根据地、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几个不同阶段。党的教育方针在不断发展中积累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宝贵启示: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二是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三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四是坚守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关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建所前后的回忆

关于中央教科所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从筹备到成立,'文革'以前的那一段,现在知情的人不多了。所内健在的有我、金世柏,所外的有吴式颖、刘英杰、连健生、张守智等,也都是九十岁上下的老人,年事已高了。因此,回忆、整理那一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抢救性质的。我会尽我所知,把我了解的告诉你,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尽可能提供一些线索,以便进一步去查证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