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文化关系新事例试析

西方学者认为西藏文化主要受到中亚、波斯、印度地区的影响,鲜少提及与中原汉文化的关系。然而,根据现存汉藏史料文献记载,明显地展现出双方文化交流的频繁,吐蕃对大唐文化的主动学习与吸收,提升了双方文化内涵丰富的多元性样貌。吐蕃运用汉籍与政治典章制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吐蕃王室祖源神话的表现与内涵:王室祖源为天神,王室为天神之子下凡,统治人世,此与中原典籍所载的"天命论"颇多神似。亦即上天遣其后代,代替上天,依照天命,统治王臣与王土,双方仅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二)汉籍词汇中使用的比较:"黔首"即平民百姓的指称,汉藏双方皆同,古藏文以"mgo nag"字面词意亦为"黑头"。此外,对"三分天下有其二"(统治区)的表达方式,也是趋向一致的。(三)官制方面:王权与相权的划分,吐蕃政制与内地秦汉以来皇室与政府分开的原则理念完全相同。除传统法制向李唐学习,官员兼有虚衔方面,唐蕃双方亦颇有神似之处。

台湾文化传承与宋代福州——以临水夫人信仰及相关传统工艺为中心

台湾早期汉人移民中,福州籍人数虽不算多,但论其影响,可谓深远。台湾文化传承中的福州元素所在颇多,其临水夫人信仰、传统建筑营匠中的福州派营匠师与妆佛工艺三方面,皆与宋代的福州有着紧密联系。

五代时期的“中国”观

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朝相继,都以继承唐朝而自居于正统、代表中国,对其他各国都作现况的承认,但态度并不一致,视局势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或认为天下分裂,各有其国,或认为地方政权应在臣属的地位。而其他各国有的承认北方五代为正统,屈从于臣属地位,也有认为天下分裂,北方并不能是中国的必然代表,即各有其国,各有合法的地位。"中国"代表北方中原的朝代还是代表"天下"?在表述中并不一致,当时的情形是各自的认知并不一致之故,亦即没有共识的基础。

三国时代的国家与“中国”观

汉末以来,各地渐形成割据的势力,在220年,曹丕建立新朝魏国,随后刘备、孙权也各自建立汉(蜀)、吴二国,形成三国之局面。中国天下分裂为三,其彼此不相统辖,有各自的中央朝廷(政府),国号、年号、(国家)疆域、人民等。他们都有各自立国的法、理依据。魏国在华北中原一带,以正统的皇朝自居,也以"中国"来自称,视其他二国为僭逆,但却承认其政权,是就现状的承认。蜀、吴二国彼此承认为国家,但也以魏国为篡逆,并不视其为正统,都自认为正统,对于"中国"词语并不用来自称,反而用来称呼魏国,这仍是以中原地理所在而造成的传统观念。

中国北方草原城市的萌芽与雏形——以内蒙古为主的探讨

约8000年前中国北方草原,是农业兼畜牧狩猎的生活方式,聚落形态已出现环壕型聚落,可以发展为环墙型的城。红山文化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渐出现较多的围墙式的城,城邑萌芽造成古代城邦时代。内蒙古中南部及东部,有多个地区的石城出现,其面积大小不一,较大者当是聚落的高级中心,较小者应是氏族聚落或祭祀区等。这些城址有些墙内外具壕沟、马面、角台,但未见有城楼建筑;城内有区隔规划、道路、窖址等。到距今30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甚少沿用下层文化的城址,似乎说明此时已放弃城居聚落形式,而此时也正值气候往干冷变化,游牧生活乃逐渐展开。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

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是吐蕃官制中最具变化和代表性,且影响吐蕃王朝最深者。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历经四变:其一为独相制;其二为众相制;其三为僧相制;其四为回复众相制。其中众相制的推动与实施,对吐蕃王朝影响极其深远,包括确保了悉补野氏政权的祚命,稳定了当时吐蕃的政局,阻绝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现象,赞普重新站上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也使得赞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与吐蕃氏族生态的利器。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及吐蕃碑刻铭文为主要史料,勾勒出吐蕃众相制的部分轮廓,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包括众相的官衔、员额、任期、职权以及众相是为大论的候补人选等,认为吐蕃成功地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且深得众相制的精髓,再次证明了唐蕃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疑--吐蕃众相制度探微

"三尚一论"(Zhang gsum blon bzhi)语出《贤者喜宴》一书。日本山口瑞凤以为"三尚一论"实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体制。其余学者对"三尚一论"并未质疑,均认系唐代吐蕃的政治体制。作者指出,《贤者喜宴》虽为教法史料中最为可信的一部书,但所载吐蕃相关史事,仍未脱教法史料的通病,亦即必须与吐蕃文献史料以及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对勘,方能确证其记载是否详实。作者从吐蕃宰相制度的角度论证"三尚一论"可能从未在吐蕃实施,并由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以及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之记载重新解释《贤者喜宴》所载的Zhang gsum blon dang bzhi等,考证"三尚一论"是否符合史实的记载。

“赞普”释义──吐蕃统治者称号意义之商榷

以土著文化的观点,以古藏文历史文献为左证,探究吐蕃统治者之称号"赞普"的实际意涵。首先,回顾1960年以来中国、日本与欧美等专家的意见,评析各家之短长,描绘了清晰的逻辑思辨理路。其次,辨识现存各文献的可信度与引用价值的优劣,并交叉分析,进而以为《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石刻对"赞普"意涵的记载,是为"神人合一"的意义,反映出其受"天命论"的影响,亦呈现大唐文明对吐蕃政治思维与官制的影响力。

吐蕃职官spyan(悉编)研究——吐蕃地方职官委员制的形成与发展

吐蕃职官spyan,汉语音读为“悉编”,字义为“眼睛”的敬语.《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中央官制“尚论掣逋突瞿(九大尚论)”之中,有此官职曰:“都护一人曰悉编掣逋”.宋代史官依据唐人的记载,将“悉编掣逋”比定相当于李唐官制中之“都护”.此说获得包括日本著名藏学家佐藤長氏、山口瑞鳳氏、大陆著名藏学家王尧氏等中外学者的认同与引用,迄今学者亦毫不起疑.于彼等之论著之中,可以发现不但深信《新唐书·吐蕃传》所载,为正史错载所误导,而曲解spyan官职;亦有将现存文献上有关spyan官职的载记,搜罗齐全后,予以统整并作初步分析,然因误解古藏文,不但自创吐蕃未曾存有的官名,错误比附唐制的官属,而且未能将spyan官职的职权与功能,作有系统的整理;而且普遍未能从关系着吐蕃王朝政治体制与官僚体系变革之角度,加以阐发,致使吐蕃spyan职官设立的意义,隐而未彰.本文基于上述学界对spyan官职研究的不足与缺失,尝试提出研究所得,提供学界卓参.

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研究

本文属唐代吐蕃人物研究之领域,研究对象为恩兰达札路恭(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恩兰达札路恭为公元8世纪中叶时期,主导吐蕃政局与唐蕃关系的重要人物。由于其姓名、作为、事迹等,让笔者怀疑其出身非吐蕃本土氏族,而且学界对于恩兰达札路恭的研究,仍有不足、缺陷与扭曲之处,特别是为何后代藏族史家将恩兰达札路恭型塑成吐蕃反佛阵营中的大将,反对赞普墀松德赞弘佛政策的大奸巨恶,而唐代文献中的恩兰达札路恭却是一位效忠赞普,为蕃廷迭立不世出功劳的重臣,如此巨大的反差,涉及了西藏历史编纂的方方面面,值得探索。本文将依据吐蕃碑铭、敦煌古藏文卷子以及汉史料与西藏教法史料所载,以藏语文知识及史学方法,由吐蕃重要人物的研究,扩展到西藏历史编纂。

中唐时期李唐“联回抗蕃”政策之检讨

"联回抗蕃"似乎已成近半世纪来台湾史学界定论,但此一主张并不切合史实。首先,李唐为避免两面作战考虑,与回纥维持传统情谊,解决战马需求,引其援军入靖平乱,且安抚免于生事;其次,归纳历史经验,推断回纥本身势必挺进西域,与吐蕃争雄。回纥与吐蕃其根本利益有潜在性的冲突存在,非因李唐或其外交政策使然。李唐有求于回纥者,内靖乱事多过于牵制吐蕃;再则,有求于蕃,起初在扭转唐回蕃三边形势,后转于平乱,如此较吻合史实。

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

文章以吐蕃赞普朗达玛(乌依冬丹vuvi dum brtan)薨后仍有两脉后裔自居正统行使吐蕃政权为引,导引出以汉藏文献史料典籍、外文专著考据论述,交叉辩证了佐藤长、山口瑞凤、伯戴克及理查逊等藏学者研究的优劣。笔者认为,在欠缺可信第一手史料之情况下,仅能仰赖后期的教法史料、片断残缺的敦煌文献,以及因外交中断致记载紊乱的汉文史料等,造成后世对吐蕃的衰亡过程有诸多误解。因此,需以汉文史料记载为基准,如唐蕃边境往来文书记录等,并参酌如藏文教法史、敦煌文献、碑铭、简牍等藏文文献,再核对时代背景予以佐证,如是方能得以相互印证、补阙且纠缪。

“大西藏”(Greater Tibet)之商榷——西藏境域变迁的探讨

十四世达赖喇嘛主张"大西藏"疆域,宣示青海、四川、云南与西藏自治区内藏族分布区域,皆纳入其历史领土范畴。本文从三方面逐一讨论其陈述是否为真。首先,藏人治史,首重教法史,对碑铭金文与正史典籍鲜少引用对照,并使用《西藏王臣记》等对唐代吐蕃史事记载非常不可靠的教法史料,致使彼等所宣称之"大西藏",在史实上站不住脚。其次,众所周知,政治统驭的疆域,随着王朝势力而变迁,固定疆域界线的主张,显与历史事实常识不符。其三,青海、四川与云南省等多民族聚居且镶嵌的情形在所多有,尤其,藏族在该多民族区域呈现少数弱势状态,一律划入藏区,不易治理,难以服众。作者认为西藏疆域的区划。

武则天时期李唐反击吐蕃之探讨

李唐于高宗龙朔年间(663)以后,失去吐谷浑作为李唐与吐蕃的缓冲国,导致唐蕃直接接界,蕃患自此与唐祚相终;连带地,李唐于新疆地区的军力部署亦面临威胁,而不得不撤军。此于唐高宗一朝而言,是为对外的重大挫败,面对吐蕃对外扩张的威胁,竟然束手无策。当武则天正式独当李唐国政以后(684),在认知吐蕃为国之大患,且面临吐蕃的寇边与挑衅时,武则天究竟如何回应?本文透过史籍记载之分析,了解武则天时期李唐对吐蕃主动出击,并非如高宗时期的被动回应。此期间,唐蕃虽各有胜负,但武则天的积极决断,重用郭元振等贤才,扼阻了吐蕃势如破竹的侵轶,迫使独揽大权的吐蕃大论论钦陵无法安坐逻些,必须远离吐蕃政治中心,前往青海地区以应付边情的逆势。当时吐蕃赞普母后墀玛蕾与赞普墀都松正处心积虑于重掌吐蕃政权,而苦无良机之时,武则天一反前朝对吐蕃的态势,遂予吐蕃王室以倾覆噶尔氏家族之机。唐蕃互动之间的诡谲、多变,相互影响之巨于此可见。

敦煌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佛传图像源流探讨

佛传故事图像是佛教美术史上最普及化的题材,而随着佛教的流布,两千年来亚洲南北各地,均留有不同选题与风格的佛传。其中敦煌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佛传图像为宋代的作品,却与传统汉式的佛传风格大异其趣。本文首先叙述佛传在印度、中土的起源流传和印度与中土八相成道图像遗例在选题与风格的差距。其次讨论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佛传的选题与风格,从而追溯此图像所蕴含的印度笈多、波罗风格以及吐蕃、中土的成分。

侍从室与国民政府的情报工作

1933年1月,蒋介石因军事需要,成立侍从室,作为蒋的重要幕僚单位。侍从室以极为精简的人力,处理各方送呈的大量情报资料,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情报,以便蒋介石及相关机构参考运用。侍从室所建立的一套情报监督管理体制及其运作方式,一直延续至战后台湾,侍从室处理情报业务的相关人员,日后也都在战后台湾安全体系中长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侍从室的重要性,实不容忽视。

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的分歧

美国的帮助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而美国之加入,系因日本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所致。在此之前,美国对华之被侵略,同情多于援助,或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其“中立法”对华殊多不利。直到1939年,才有实质而较大数额的援助。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置身于美国经济之重建,关心欧洲的国际政治,国务卿赫尔则对远东事务不熟悉。远东政策委诸远东司司长洪恩贝克,另有咨询的驻日大使格鲁及驻华大使詹森。有关抗战前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前述三位外交官员的英文著作不少,但中文著作却寥若晨星,本文初步勾勒此三人此期内对华的意见作为,并略述其分歧。

福建官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承传

福建官府刻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承自内府《武英殿聚珍版》,且予以翻刻,广东广雅书局又据以翻刻流传,使《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得以提供学者利用。在保存文献与推广流传上,福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占有重要的角色。《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得以传播,与福建各地方官吏重视文教与支持刻书事业密不可分。

三仙女满文谜语考辨

满族三仙女传说记有三位仙女的名字,enggulen"恩古伦"一名源自为满语enen"子嗣",jenggulen"正古伦"源自jeje"父亲",fekulen"佛库伦"源自fefe"女阴"。三位仙女的名字代表着儿子、父亲、母亲其之所以隐含谜语,可能是黑龙江虎尔哈说书人穆克希克为迎合皇太极"由天而生"的需求,利用讲述满洲起源故事的机会,将布库哩雍顺变身为凡人,使皇太极需求落空,以雪虎尔哈部战败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