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诗赋中之傩文化题材书写

"傩"是古代一种驱鬼逐疫的祭祀活动,具有浓厚神秘的宗教意味。唐、宋驱傩活动虽然上承汉制,但娱乐成分已逐渐浓厚,可以说傩戏乃唐、宋岁时节令中颇为特殊的一种游艺活动;而宋代崭新的驱傩仪式,更推动了傩戏的发展。诗赋之介入傩文化,不仅使雅文学与俗文化相结合,更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歌舞喧腾的傩戏场面,傩文化拓展了诗赋视野,扩大了诗赋素材,更呈现出特殊的时代风貌。因此,本文拟参酌文献史料,爬梳唐、宋诗赋中之傩文化题材,藉由其内容与艺术特色,以呈现唐宋诗赋中傩文化之书写状貌,并肯定其民俗传承与文化价值。

民初士绅乡土书写的文化表述与社会互动——以《续丹徒县志》为例

民国《续丹徒县志》是基于《光绪丹徒县志》和《丹徒县志摭余》编纂的。三部方志的编纂从书写者到文本体例、内容,都具有相当的延续性。从政府修志的法令,看到由中央下达到省再下达到县、乡的修志命令,并由志书的凡例和各级通志局颁布的纂修条例、征访原则看到比较完整的纂修过程。于此同时,还有相关人员的回忆录、日记等资料,对修志过程的细节作出补充。本文即尝试论述在新的政治秩序下,方志文本建构在意识层面上表达了书写者的政治认同,通过对“过去”的叙述,展现了特定人群对地域社会的理解。在社会层面上,书写群体结构性的变动中,士绅的流动性和参与性明显增强,他们越发积极地进行对地方社会历史的解读。他们藉由其在地方社会掌握的话语权力扩大这一历史叙事和区域认同的影响范围同时作为地方政治势力群体,其本身即由此被更高一阶的区域政治群体所统合,被不断纳入到层级性的社会结构中去,在新的政治、文化秩序中重新被定位。

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是吐蕃官制中最具变化和代表性,且影响吐蕃王朝最深者。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历经四变:其一为独相制;其二为众相制;其三为僧相制;其四为回复众相制。其中众相制的推动与实施,对吐蕃王朝影响极其深远,包括确保了悉补野氏政权的祚命,稳定了当时吐蕃的政局,阻绝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现象,赞普重新站上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也使得赞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与吐蕃氏族生态的利器。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及吐蕃碑刻铭文为主要史料,勾勒出吐蕃众相制的部分轮廓,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包括众相的官衔、员额、任期、职权以及众相是为大论的候补人选等,认为吐蕃成功地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且深得众相制的精髓,再次证明了唐蕃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论唐代诗赋中之球戏题材书写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游艺竞技活动颇为丰富,仅球戏便包括了蹴鞠、马球、驴鞠、步打球、抛球等,而球戏之精彩场景,往往成为文人诗赋歌诵之题材。唐代诗赋中细腻的球戏书写,不仅清晰地再现了球戏实况,增强了游艺娱乐的性质,更丰富了传统的游艺内涵,使得寒食清明节日球戏活动呈现岀特殊的时代意义;且详尽地保存了许多文化史料,让球戏活动为高度繁荣富足的社会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情调。唐代诗赋中之球戏书写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

赋写建筑--论唐代花萼楼与《花萼楼赋》

花萼楼始建于唐代开元八年(720),位于长安兴庆宫(今西安市兴庆宫公园)内。花萼楼作为玄宗时期象征性之盛世建筑,已然形成诸多与开元、天宝时期有关之历史书写。此楼虽经战火焚毁而沉寂千年,然借由开元年间进士科试中高盖、张甫、陶举、王諲、敬括等五篇《花萼楼赋》,仿佛再现此一皇家建筑状貌。赋作不仅体现了王朝的国力与气度,彰显了盛唐壮丽气象,蕴含浓郁的伦理教化功能,而且其丰富多元之审美艺术,实具有礼制文化与宫阙建筑之深层创作意蕴。

《毛诗序》美刺说探微

儒者读《诗经》,力在通经致用,彰诗教于天下。《诗》学自先秦以降,分门别派,各有家法,却都未曾脱离伦理教化之旨。美刺讽颂,乃是《毛诗序》教化之核心。《序》之美刺,或有一篇而兼论二旨者,或有描写一人而又美又刺者,或有针对一事而美刺不定者,或有纯因顺序而决定美刺者。其中,又存在着自相矛盾、牵强附会等弊病,背离了《诗经》原意,未能真正彰显出其教化之作用。

以“人”为本的风格论——《文心雕龙·体性》篇探析

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我国最具系统、最为成熟的文学风格论创作。其中《体性》篇更是风格的专论。本文详细分析《体性》篇风格论的特色,指出其以"人"为本的基调,并进一步分析此种论述所表征的"人"的形象及其出现之时代文化意义。

嘉靖抗倭与南直隶地方军防制度的变革——以明代镇江府的军防及其历史影响为中心的探讨

镇江府北面临江,南面为太湖平原、江南腹地,地处明代留都南京以东,苏、松、常西北,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处的守御一直受到特别的重视。嘉靖年间,在抗倭形势的冲击下,该地区突显出原有官军防御消极化、官兵冗员化的问题。同时,在整体江海备防策略、经济政治局势的间接影响下,明廷结合当地的地理、社会环境,对当地的防御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最终使得其守御体系逐步完善,这一变革体现了明代军事防御战略中全面性防御、多层次防御、据险防御的思想;战术中奇、正兵结合,临时、常设官兵相依,多兵种共存的备御策略。

《关雎》比兴结构与主旨

《关雎》作为《诗经》之开篇,其名称指涉及主旨历来多有争论,各家解说达50余种。除单独解释单一名物的文章外,还有一些涉及多种名物解释或涉及主旨讨论的文章,关于文本和主旨的解释只有单一的证据链,即借用几个句子的解释对主旨下结论,放到全诗来看,其自身内部或与诗中其他部分或多或少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特别是涉及比兴结构和情感、主旨的关系问题。尝试探讨这些问题,分析文本之结构与寓意。

论《聊斋志异·狐梦》的梦境叙事与实幻书写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承继着"史家列传体",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又改弦易调,破除文体的界限与规范性,在中国文言小说叙事文体中推出新境,尤其是运用"梦境叙事"的技巧追求艺术的真实,拓展了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艺术功能。其中《狐梦》饶富趣味、别具特色,藉由西方叙事理论进行剖析可以一探这篇关于梦境的游戏笔墨如何实践着实幻书写,将理想寄托、讽刺批评,甚至谐拟游戏都在虚构的书篇谕示中完成。

六朝民歌映现的原始阿注婚残迹

一、序言生活是人类维持生存的活动,是自有天地以来,直至今日,连续不断的生存活动,它沿着自身发展的道路在各个时代相应地变化,在前进过程中,总有某些部分,被某些团体保存下来,如火之传薪,由此薪到彼薪,永远发展变化下去.那些保存在某些团体中的因子,总会被后代袭用,如《礼记·礼器》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礼有因袭,正是人类生活有因袭的一个片面.原始时代的生活习惯,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它的原始意义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徒留形式,而所留下的形式又因为相关条件有所改变,使原始形式受到修正而有所变形,以至于被人人所忽略,就如一位受尽风霜的人,脸形有了变化,让人乍见不知是故人一样,但仔细辨认就知道他是老相识,原来它本就是原始风俗和仪式的某部分,在文明社会里,经过整容而显现的新面目.最近为了研究六朝的抒情诗,把六朝有关的抒情诗材料重新阅读分析一过,发现有少数民歌,表现异情求爱,还保存着原始爱情活动风貌,由是激起了我追根究底的好奇心,想借助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等方面的专家研究成果,对它作一次观照,希望由此能揭开那些爱情诗中含蕴的原始民俗真相.

“太阳在这里老了”——论张爱玲《秧歌》中的男性角色

《秧歌》是张爱玲34岁时在香港以英文方式书写而成,连载于香港杂志《今日世界》的长篇小说。其后,今日世界出版社在1954年7月出版单行本,1955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在此后的十余年之间,该书出版了23种外文版本。（1）但是这个描述发生在1950—1952年期间,土改之后的中国乡村的故事被外界着重夸大其中的＂反共＂倾向,并影响了人们对文本本身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