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分析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面、深度地参与全球事务，进一步彰显和平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积极姿态。在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的互动中，世界多元思潮碰撞也更加频繁，文化在国与国之间的综合竞争中的作用愈加重要，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近年来,中国文化以开放、自信、丰富多样的姿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更加紧密,当今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接受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以其独特魅力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中国之需、世界之需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历史与现代共生的、丰富而鲜活的文化。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中国文化走出去新态势考察——基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5卷)》的分析

当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国家战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必须及时梳理“文化走出去”相关成果，总结经验与不足，提出建议和对策，在此基础上科学谋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文化传播和交流。

从学术期刊的世界传播与影响探讨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以中国文史类学术期刊为例

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其前提是明确期刊所依托的相关学科在世界的优势,以及中国学术期刊在世界影响力的真实现状,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才能扬长避短,探讨学术期刊获得世界影响力的途径与方法。

推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华文化‘走出去’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2016年12月6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协办的“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华文化‘走出去’高层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召开。

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高端翻译人才培养思考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加强顶层设计，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我们要向世界传播哪些文化价值观、如何以对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如何评估“走出去”的效果，都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而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提升我国整体翻译水平，关键在于培养一支跨语言、跨文化、跨领域的高素质“翻译国家队”，一支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队伍。

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评估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基于北外实践的思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第一个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专题性文件，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的工作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赖科学而系统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和平台的建立。基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近年来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面的工作实践与学术经验，该效果评估体系和平台的建设尤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自主大数据和评估团队的筹建，突出重点、精准布局、深入调研，有效供给的策略与途径，整合国内外资源、强化国际合作等。

提升国际语言能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做出的重大决策。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已经走到世界强国舞台的中央。

从“归化/洋化”走向“融化”——中国翻译文学译文风格的取向与走向

在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中,"归化/洋化"这对概念是对译者翻译策略与译文文化风格的一种概括。199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翻译"派的主张传入中国后,"洋化"或"西化"便被一些人置换为"异化"一词,表述为"归化/异化"。但"异化"作为哲学概念指的是从自身分裂出来的异己力量,与翻译上的"洋化"概念颇有不合,因而还是使用"归化/洋化"为宜。中国翻译理论史经历了从"归化/洋化"的论争到两者调和的过程;文学翻译实践也经历了从林纾时代的"归化"到鲁迅时代的"洋化",再到朱生豪、傅雷时代将"归化/洋化"加以调和的过程。这种调和可以用"融化"一词加以概括,并可形成"洋化/归化/融化"三位一体的正反合的概念。"融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也是翻译文学值得提倡的文化取向与走向。

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16-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再研究

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实相遇是16-18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由此,开启了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来源。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跟传统思想对立起来,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赋予儒家思想以现代意义。因此,本文将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说清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

西方文化优越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东方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之根,同时也长期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精神导师。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就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迷雾,破除西方文化就是现代文化的神话,将文化自信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与因应之道

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性” 自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在20世纪初叶传人中国伊始，学术界就将其应用到中国文学全球发展的论述中。其时，中国正在经历从朝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日益觉醒，中国的“中国文学”、“世界文学”观念因此得以创生。

中国外文局:新中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

研究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国外文局这座巍峨的高山的。如果说,《天下》杂志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和以吴经熊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合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次重要尝试,那么中国外文局的历史则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上的一个代表。本文仅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外文局古代作品翻译出版史做一个简略的回顾。

外文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外文局）又名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新中国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60年来，外文局不仅在传播新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介绍新中国文学方面取得了成就，同时，伴随着国家的政治变迁，在对外文化传播上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助力中国梦的伟大实现

时下风靡全球的“习式外交”、“丽媛风”不仅聚焦着亿万中国人的目光与殷殷期盼，更承载了习总书记和第一夫人的文化底蕴与人格魅力，突显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外交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特色文化外交的深情演绎，在国际社会日益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实现中国梦是当下中国和中国人民最重要的关切，其依赖于中国特色文化外交的恰当运用。

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概况

英国位于大西洋东部、欧洲西部，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四面环水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民众的“岛国性格”，民族优越感强，排外心理较重，对异域文化较为缺乏包容和交流的心态，这些都造成了英国对中国的介绍和接受，以及英国的汉学研究有别于欧洲大陆的几个汉学大国，呈现出自成一家的特征。在近代，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是与英国汉学的肇兴交织在一起的。

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借鉴与反思——基于日语国际传播的比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有效进入国际话语体系。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是一种特殊的战略资源,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中国在伊朗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文化先行”的理念随即产生并受到广泛认同。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交。时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的蔡武曾撰文写道：“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可见，文化沟通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的重要途径。

迈向批判性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知识困惑与范式转型

非遗时代的民俗学似乎正在进入疲软期,民俗学对于非遗保护现状的研究和反思未能有效推动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非遗本身是国际话语与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需求互动的结果,然而,国内的非遗研究却很少进行国际比较,也较少借鉴国外前沿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非遗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缺乏总体把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研究和非遗保护的新思路的展开。在这种情形下,借鉴国外的批判性遗产研究成果,可能成为非遗时代民俗学走出瓶颈的必要步骤。另一方面,借鉴国际学界关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并不等于脱离当代中国的语境来思考问题。恰恰相反,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有助于我们将研究对象相对化,不再纠结在"遗产好不好",或者"遗产保护好不好"的问题上,而是更清醒地认知遗产政治当中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更好地思考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遗产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

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

"翻译思想"是研究和思考翻译问题而产生的有创意的思考与表达,需要在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中加以概括和提炼。"翻译思想史"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与"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史"多有不同。中国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的积淀:从道安到玄奘的400年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史的奠基期;从严复到钱锺书的100年,是以解决"如何译"为中心的"泛方法论"时期;从1990年代至今的20多年间是翻译思想的活跃期,翻译研究实现了学科化之后又走向超学科化,翻译理论体系化并有了学派化的倾向,出现了许渊冲的"翻译创作"论、谢天振的"译介学"、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辜正坤的中西诗歌鉴赏与翻译的理论体系与理论模式、冯天瑜等的翻译语研究及"历史文化语义学"等诸种思想形态,使得翻译思想有了更多的产出、更多的建树。同时这30多年也是翻译思想史研究的"灯下暗"时期,需要努力加以确认和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