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朱启钤往来书信笺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有朱启钤先生往来书信十通。信函时间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涉内容既有《髹饰录》的校勘及版本流传、《元大都宫苑图考》考证等学术问题,亦有样式雷图样的收购及其任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会长时的地方时局。书信往来之人,有中国营造学社早期核心成员阚铎、梁思成,以及日本学者大村西崖、桥川时雄,还有清样式雷的后人等。对这些信函的刊布与考析,可补充史实,管窥朱启钤先生作为学者和政治家、实业家的吉光片羽。

将作能钩大匠沉——朱启钤营造之学及其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学术薪传

今年是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本文通过研读朱启钤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前后发表的相关重要文字,结合其独特的身世,勾勒朱启钤古建筑研究的学术图景。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转折时期,朱启钤是旧时代个别认识到传统建筑及营造匠作之价值并对其加以总结整理的学者中主要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是承先启后的关键核心人物。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1949年之后,朱启钤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保护理念、技术及相关实践,通过机构、人员、资料彼此间的关联和承袭,多方面影响了北京(包括之前的“旧都”“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古代建筑修整所,以至于如今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版系列著作集中反映近十年来的工作成果并以此纪念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80年

从2005年到2015年,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快步发展繁荣的关键十年,是中国文物研究所走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深化改革稳定发展的十年,也是我们发挥文物保护国家队作用、服务全国文物工作重心和国家文物局工作大局能力提升的十年。同时为纪念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80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汇集近十年来的重要工作成果以著作形式陆续出版。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评估报告(摘要版)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第一个系统的五年规划,更是群策群力、凝聚共识的集体智慧结晶。《规划》作为纲领性文件和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依据,对"十二五"期间文研院的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015年,在《规划》实施收官之际,文研院开展了规划评估工作。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新趋势,准确把握主要业务领域的发展动态,及时梳理问题和总结经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办“纪念《威尼斯宪章》发布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为纪念《威尼斯宪章》发布五十周年和迎接2014年中国文化遗产日，6月12至13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长城学会、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疆文物古迹保护中心、苏州园林世界遗产监管中心、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等单位的40余位代表听取了16位专家的主题报告，并进行学术问答交流。

“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学者论坛”述要

2023年3月30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中国紫禁城学会、乐山市政府、四川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学者论坛”在乐山召开。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周君生。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体系及策略探讨

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作为管理遗产地的重要工具,既是《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对缔约国提出的重要要求,也符合遗产地自身保护管理的需求。中国的遗产保护经历了近40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体制。但面对变化中的遗产理念和中国国情,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如何在立足于规划体系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和创新性,还需从规划的重要内容和规划审批程序上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规范体系,以期为我国文化自信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文化遗产的早期保护实践(一) 南禅寺大殿两次修缮方案对比研究

通过对1950年代祁英涛执笔的《南禅寺大殿修复计划初步草案》和1970年代对南禅寺大殿实际修复工程方案的比对,可以看出文物修缮是一个不断认知和发展的过程。1950年代编写的"修复草案"以宋营造法式和同时期实例作为参照和依据,对柱、檐出、侏儒柱、装修、瓦饰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的修缮方法可以看出"恢复唐制"的修缮理念,并产生了"恢复唐制"和"保持现状"两个保护理念的碰撞。1970年代南禅寺修缮方案得以实施,既坚持了1950年代"修复草案"中"恢复唐制"的指导思想,也做了一些改变和调整,并在修缮工程中开始接受新材料,反映了文物保护技术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建设现状与发展思路——基于需求研究的思考

基于需求研究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建设实践,不仅是对国际规则的重视和履行责任,而且通过积极地探索《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的中国需求,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遗产监测理论体系,形成了对世界遗产事业的中国贡献;更加重要而且有意义的是其信息化、大数据的特征,将把遗产和当前、今后社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原则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之刍议

本文阐述了2000年以来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在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保护原则与保护技术路线脱节;过度保护,过度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如同虚设;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化保护倾向大行其道,等等。系统分析了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保护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在保护原则之间、保护理念与保护技术之间,保护技术之间建立协调原则的建议。

中国文化遗产的早期保护实践(二) 1950年代北京大慈延福宫(三官庙)维修计划始末

北京大慈延福宫(三官庙)是1950年代初被梁思成先生认定为与智化寺价值相当的一组明代建筑群。1950年代由于年久失修、建筑局部垮塌而启动了一次维修计划。在1952年9月至1954年6月近两年的时间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为这次维修先后编制了从局部维修到整体维修等四套方案,但最后的实施方案以拆除危房建筑--代表明代古制的重要建筑“东西堂”告终。这次维修计划缘何编制了四套方案,而最终只实施了清理(拆除危房)方案,是一件颇值得探究的事。所幸1952年至1954年期间的工程档案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使我们能从这些资料中了解到一些当年的线索。重新检视这次维修计划的来龙去脉,对于今天的文物保护工程无疑也有启示意义。

加德满都谷地世界文化遗产震后搜救与修复的经验与启示

2015年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加德满都谷地世界文化遗产(KVWHP)震损严重。KVWHP的震后搜救响应得到了以尼泊尔政府为主体的整个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快速实施,从而为之后持续6年的震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奠定了基础。笔者作为2015年尼泊尔地震后中国援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的团队成员,依据尼泊尔以及国际震后搜救与修复的相关政策和评估内容,结合参与援尼项目期间的观察以及与尼方震后相关机构的交流,综合分析了KVWHP震后搜救与修复的相关政策、国际合作工作机制及工作特点,对KVWHP震后搜救与修复的经验和启示进行了初步探讨。

侯仁之先生与文化遗产保护——兼谈历史地理研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侯仁之先生关于现代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回顾,探讨了他对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学术渊源,同时也总结了历史地理研究之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意义。

文化遗产三维数字化保护应用规范化研究

以三维激光扫描为主的三维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成果不实用和盲目滥用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套用于指导文化遗产三维数字化保护应用的标准规范。基于三维扫描技术,初步提出了文物三维数据采集、文物三维建模与数据处理直至文物保护应用过程中的关键工作流程与操作规范,并指出需要三维技术人员与文物保护人员间良好的沟通合作而理解文物保护切实需求,方能为数字时代遗产的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状况及趋势分析——中国世界文化遗产2017年度总报告

2017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继续保持总体良好的发展态势:遗产的保存状态基本稳定.绝大多数申遗承诺履行正常,保护机构与专业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各项保护工程效果较好,监测对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与往年相比,显著的变化都与展示利用相关.一是展示利用工程经费投入首次超过了本体保护工程,而且也是中央财政经费投入最高的工程类型,二是游客预约制度在遗产地得到广泛应用,预约游客量比例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游客量超载压力.并改善了游客参观体验。2014至2017年四年来的监测数据显示,暴雨是影响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主要自然灾害,游客压力、涉建项目压力、火灾是主要人为影响因素,需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监测和管理,部分遗产地缺乏保护管理规划和基础数据不完善,是制约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状况及趋势分析——中国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度总报告

2018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绝大部分遗产地的总体格局、遗产要素单体及遗产使用功能未变化或发生正面变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保持良好;履行完成的承诺事项占比大幅度提高;受机构改革影响,虽部分保护机构发生变化,但从业人员总量有所增加;保护管理经费保持增长态势,五成以上遗产地的经费来源以地方财政为主;本体保护和展示阐释仍为现场工程的主要类型,为遗产价值的维护和传承提供了重要保障.2015至2018年四年监测数据显示,暴雨及其次生灾害如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遗产本体及其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游客压力,人为破坏活动如盗掘、火灾,建设压力仍是影响遗产保存的主要人为因素,需加强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监测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以提高保护和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2020年度保护状况总报告

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公约》履约要求愈发严格,"世界遗产城市计划""气候脆弱指数""传统知识体系应用于遗产保护管理"等重要议题的讨论和研究持续开展;新遗产类型引发国际热议。新冠疫情对全球世界遗产工作造成显著影响。我国积极履行缔约国的责任和义务,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各项工作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本年度,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总体保持稳定,绝大多数遗产地的承诺事项得到正常履行,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受机构改革影响,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从业人员同比下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仍然较低。保护总经费连续4年增长后回落,投入最多的仍是人员公用和环境整治工程,保护工程的经费占比连续5年下降,但仍为现场实施数量最多的类型。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为破坏减少,游客压力得到缓解,线上培训次数大幅增加,展示阐释新模式得到积极探索。与此同时,遗产地也仍然存在以下突出问题:暴雨、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对遗产的破坏,受自然环境影响个别遗产地的本体保存状态开始恶化,一些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编制与实施不力,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亟待协调等等。基于报告反映的情况,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面向行业需求,加强制度建设,积极协调各方利益,支持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应当进一步加强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深耕保护项目,加强能力建设,稳定专业队伍,同时做好社会沟通;遗产监测机构应继续加强监测研究,完善监测机制,提升预防性保护和应急管理能力。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影响因素——基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第三轮定期报告的分析

基于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第三轮定期报告的填报情况,系统分析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影响因素的类型,以及影响范围、时间尺度、影响程度、管理响应、发展趋势等特点,并针对影响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要的普遍性威胁,提出实施有针对性措施尽量缓解自然环境对遗产的劣化、建立/完善遗产周边建设行为的常态化管控机制、提高遗产周边居民对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加强对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风险的应对等工作建议。

符合国情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建设思考

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公约》和《执行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框架下,逐步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是在以上框架体系下,结合我国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逐渐建立、健全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监测体系。该体系针对我国文物管理体系制度、保护管理现状等国情,建立和实施了一套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框架、机构组织和技术手段,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之路。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是《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提出的遗产保护管理的重要举措。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后,在保护管理规划方面做了持续的探索,结合中国文物保护体系要求,形成一套既顺应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要求,又符合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的规划模式和工作方法。但是,随着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的理念、策略和规程的转变,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也需要顺应潮流,总结已取得的经验教训,完善规划体系和制度,更多地关注遗产价值的保护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更主动地谋划世界文化遗产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