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家的电视

扬·阿斯曼将人类记忆分为四个维度,其中包括“物的记忆”。这便是一篇有关“物的记忆”的小说,该作以“电视”为记忆承载物,讲述了一个北方村庄的往事,随之而展现了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淳朴情感与乡村日常。

别人家的电视

电视让我们相聚,电视也让我们分离。大约十年前,我就很少看电视了,但我时常会想起全家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场景,以及我们去别人家看电视的时光。我们正好赶上这个时代,亲眼见证了电视的生命周期。

全景式表现武汉抗疫的“在场书写”--读刘诗伟、蔡家园的《生命之证》

2020年初在武汉首先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与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初在武汉断然采取的“封城”措施,更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从1月23日“封城”,到4月8日开城,在短短76天之内,武汉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也牵动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无论武汉城内的人,还是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关注武汉,都在关心武汉发生了什么。

小谦的故事

30年后,回想起我与小谦的故事,已经恍如梦寐了,当时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了,当时的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巨变,而那时年少的我们,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但当时的细节、氛围以及微妙复杂的关系和内心波动却在我们的心里积淀,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底色。

以入世之心体察每一个人内心的苦难

付秀莹的小说善于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揭示人性的真相，在她小说的叙事中，“真相”若隐若现的闪现仅只是一刹那，但是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深不见底的人性深渊，这是富于灵性的一闪，也是一篇小说的灵魂。但一篇小说仅有灵魂是不够的，对于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为小说的灵魂赋予一定的形式，在叙事的艺术上来讲，就是如何将“真相”隐藏在生活中，隐藏在小说中，而在漫不经心或迂回曲折的叙述中逐渐逼近“真相”，直到“真相”呼之欲出之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才能看出作者真正想讲的是什么，以及“真相”带给我们的思想与情感冲击。

我们为什么要讲故事

最近出现了不少以“故事集”命名的小说集,比如“某某小镇故事集”“某某志怪故事集”“某某幻想故事集”“某某城郊故事集”,等等。一时之间,“故事集”的命名方式似乎形成了一种风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小说观念新变化?这颇值得我们思考。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市场的因素,相对于“小说集”“作品集”以及更加个性化、更有精英色彩的书名,“故事集”无疑更具亲和力,更适应大众的阅读口味,毕竞“故事集”看上去更像“故事会”,而《故事会》天文数字般的惊人销量,是纯文学期刊望尘莫及的。

故乡、初心与我们的时代

《再见,牛魔王》收入了我的17个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写于2015年8月至2017年1月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大多取材于我的故乡、童年与记忆,我将之称为＂故乡＂系列小说。创作＂故乡＂系列,在我是一个回望故乡的过程,也是一个重返初心的过程。我自18岁离开家乡到北京读大学,迄今已经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间,故乡、北京、中国和我自己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故乡的变化尤其令人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