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程度与中华文化传播行为研究

本研究从身份认同和群体传播的理论视角,探究华人华侨的中华文化传播行为与心理动因。对海内外华人华侨群体展开问卷调研发现,华人华侨的身份认同程度对其接受及传播中华文化传播行为有显著正影响;数据分析同时呈现了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程度较高的四个群体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虽然数字媒介的影响不断增加,但传统聚会等群体传播,依然是华人华侨接受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途径。

政治、外交与媒体：1919年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研究

五四运动时期,日本国内报纸用大量的报道构建了他们理解的五四运动。报纸在全方位报道的同时也有相对集中的主题:从巴黎和会刚开始时的中日亲善合作到"五四事件"前后中国激进派盲目"排日"、欧美人士幕后操纵等。在整个事件中,媒体明显受日本政府立场左右,同时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些许影响。虽然个别知识分子能发出批评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当时并不被重视。实际上,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中国北京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以及日美势力争夺在华权益等政治、外交因素有直接关系。

“第三媒介时代”新闻价值的定位与建构

"第三媒介时代",信息传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泛在体验,基于大众传播和"截稿日期"语境下的传统新闻价值体系,出现明显的不适症。本研究对传统新闻价值的定义进行重新审视,提出定义之争实质上是定位之争,分析定义和定位之争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探讨新闻价值影响因素的变革,对第三媒介时代的新闻价值进行全新定位和定义。

“知识阶层的精神伴侣”到“民众生活的必需品”——以社会动员为角度考察日本近代报纸的大众化

日本报纸的大众化趋势是报纸逐渐脱离上层精英的束缚,慢慢走向民众的一种趋势。文章试图以小报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日本报纸大众化的起源,以《万朝报》引发的"黄色新闻潮"作为日本报纸大众化的过渡,以《朝日新闻》的企业化改组作为日本报纸大众化发展的成熟标志,对这种趋势寻根溯源。伴随着日本报纸的大众化趋势,民众由无知无力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被报纸动员起来,发展成为政治力量的威胁,最终导致报纸被政府收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黄色新闻潮"和言论贾祸的"白虹贯日"事件也从不同方面加剧了这种趋势。

沉浸广告模式:大数据时代的逻辑颠覆与概念重构

D·E·舒尔茨提出,我们一直以来所认识的广告几乎成为一个无用的困扰性概念。新技术使传统广告面临消亡,广告不再是广而告之,其基本特征、形成机制和传播模式都发生着本质变化。本研究发现,基于泛在连接和大数据算法的沉浸传播,重新定义了广告的产品形态、传播时空、传播过程、用户关系,建构出广告的未来形态——沉浸广告。沉浸广告的本质是一个动态协作共享的智能程序,随时等待被激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固定形态和内容,同一个广告,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故事。沉浸广告具有"因时而生"和"因人而生"的特点,每个个人又是他人广告的数据背景,通过体验式消费和泛在分享,改变整体广告的形态和效果。

新公共外交：软实力视野下的全民外交

一、软实力内涵诠释公共外交核心目标1.＂软实力＂与＂软实力资源＂辨析公共外交是为了提升国家软实力。这已经是比较具有共识性的判断,但对软实力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对公共外交核心目标及其所依赖资源的理解,从而影响公共外交的实施路径。

方汉奇教授新闻史研究的史料观

新闻史学者方汉奇教授在研究中对史料的挖掘不仅重视报刊文本本身,而且对相关的实物、现场、口述历史等方面的史料也相当重视和熟稔。在研究中,先生善于史料综合、印证和分析,做到"言必有徵"、"无徵不信",在史料本身、史料的小语境和大语境的解读上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新解

范长江是靠在《大公报》上发表西北系列通讯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一方面《大公报》于他有恩，另一方面他对《大公报》也是做出贡献的。但在武汉《大公报》时期，他却离开，是主动还是被迫，其中的原因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谜案。以前大家多认为是范长江的政治态度，在采访完两安事变后发生重大变化，自动“投共”去了；

泛在时代的“传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

哈罗德·伊尼斯在其传播学经典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具有偏向性,"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互联网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较之以前所有媒介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进入泛在传播时代,其传播模式是沉浸传播,在时间上无时不在,在空间上无处不在,时间与空间二者较之旧媒介更为均衡。那么泛在时代的传播是否还存在"传播的偏向"?如果没有偏向,那"传播的偏向"这一理论工具是否过时?如果有"偏向",那么互联网文明的偏向是什么?本研究对"传播的偏向"这一研究工具进行批判性和发展性探讨,提出了泛在时代沉浸传播的偏向是"人",并据此推演出泛在文明的基本特征。

民国时期报纸发行途径与策略回顾

发行改革是目前报纸改革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报纸发行体制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单一性与行政性，各家报纸在发行方面做了很多创新，市场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实际上，这种包含市场特征的发行制度，民国时期已有所体现。民国时期，报纸发行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直接订户，即直接到报馆订购报纸的用户，本埠的订户由馆中派人专门送到，外埠的由邮局寄送；二是间接订阅的，即经过报贩或其他机构订阅报纸的，本埠一股靠报贩批购，外埠的则由分馆或代派处代发。

张学良为什么不肯施救邵飘萍--兼论邵飘萍的死因

邵飘萍的死因．目前有很多说法．比较流行的是因为“宣传赤化”．支持国民军等比较正面的原因，另一种是因乱拿津贴．报格有缺等负面原因．前者是根据当时军阀处置邵飘萍时罗列的罪名．以及根据《京报》报道分析得出：后者是最近学者根据当年报人回忆进行研究的成果。这里不一一例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共产党刊物《政治生活》，也批评邵飘萍在职业操守上的瑕疵．“邵君晚近言论的确趋于进步的。有时也发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们不能证明邵君发表此种文字时的动机若何……”：“根据北京各报所载．邵君向无定见．以金钱为转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传赤化嫌疑被奉军枪毙。如此记来．似邵君素行乏检，最近又犯军阀．真是罪有应得．死得活该”。对邵飘萍遇难的原因又增加了几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