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新闻机构对社交媒体使用的伦理规范探讨

新闻工作者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传播新闻、感知舆论,越来越频繁地运用社交媒体,但其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风险。本文对国外8家媒体机构24篇伦理规范分析后发现,媒体机构要求新闻工作者使用社交媒体时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如要求新闻工作者个人社交媒体使用不应损害媒体声誉,且需坚持职业操守;新闻工作者在转引、使用社交媒体内容时要遵循新闻基本准则;同时鼓励新闻工作者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报道创新。本研究试图帮助新闻媒体机构不断完善相关规范以更好地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发展。

让孩子们在良好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评《未成年人保护:广电媒体新闻责任论》

山东政法学院王伟亮博士和北京师范大学刘逸帆博士的新著《未成年人保护:广电媒体新闻责任论》已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正如本书开头所言:未成年人代表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如果说每个人的成长和存在总是有赖于两个环境:亲身经历的环境和媒介环境,那么前者往往有一定限度,而后者则可以呈现更为广袤而深邃的世界,对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拥有的知识及能力产生尤其重大的影响。

《民法典》中“新闻报道”行为的主体

“新闻报道”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受到新闻媒体业界的广泛注意。有关条文都在第四编“人格权”里,最醒目的是两条:第999条:“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广播组织权:融媒时代版权保护的一个焦点——评《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及管理机制比较研究》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赵双阁教授领衔的新著《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及管理机制比较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赵双阁在2017年出版的《三网融合背景下中国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的姐妹作。

案例:传播法和伦理治学的基本功——评《传播法与伦理评析》

马克思关于认识过程从抽象到具体和从具体到抽象的"两条道路"的论述具有普遍的指引意义。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理应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抽象和具体的循环往复中表现出更加鲜明的特色。

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数据的收集与处置

隐私权是公民一项基本的人格权利。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公民的隐私数据不可避免地进入公共领域,随时存在被他人"知晓"的状态,成为一个"透明人"。社会治理者在实施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监控手段收集公民包括隐私数据在内的信息,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同时,电商企业也在开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收集到了公民大量的隐私数据以求谋取商业利益。在隐私数据不可避免被收集的大数据时代,公民并非束手无策,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寻找有效保护自己隐私权的路径。

主持人寄语

媒体融合是中国传媒业改革的主流趋势。媒体融合整合了新旧媒体的优质资源,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提供了更具开放性和共享性的合作平台,同时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和受众的信息获取方式,对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媒体融合正在朝向纵深化发展,各级媒体在融合转型过程中如何突破发展瓶颈,是当前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对媒体融合现状的反思和多元视角的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栏目本期文章,关注媒体融合语境下中国新闻奖评选对新闻生产的导向问题,对当前的媒体融合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期推出的文章是来自洪长晖、张佳佳的《两届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项作品分析》。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巩固宣传思想、壮大主流舆论,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对媒体的方向性引导尤为重要。中国新闻奖作为中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在业界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该奖项所产生的激励作用能够影响到媒体的发展方向。

主持人寄语

如今,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化,民众自我表达意识增强,如何增进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成为重要的议题。与此同时,媒介通过支配符号化资源、提供表达平台,对民众的集体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形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背景,探究媒介增进社会共识、塑造健康有序网络环境的可能路径,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去观察媒介。

智能生物识别技术:从身份识别到身体操控——公民隐私保护的视角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身份识别技术。智能生物识别技术通过对生命体指纹、声纹、虹膜等生物特征信息的分析比对,可以准确、快速地进行身份识别,并在社会治理和商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命体的生物特征具有唯一性和永久性等特征,被智能生物技术识别的生物特征信息一旦处置不当,会导致无法救济的困境。文章通过对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操控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分析,探寻平衡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应用与公民隐私保护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路径。

区块链与公民隐私保护的技术想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私权作为一种人格权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公民隐私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善了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公民的隐私权面临技术进步带来的严峻挑战,相对滞后的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难以及时应对这种挑战。区块链中呈现出的去中心化、强加密和可追溯等技术特征,为公民隐私保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技术想象。

《民法典》“附则”中的顿号与标点符号规范化

近年来,大多数书报刊和网络文章在连续使用引号和书名号的词语之间不再使用顿号,依据是2012年6月1日起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4.5.3.5.条款。但笔者发现在《民法典》以及一些权威文献之中,此标准并未得到采用。笔者认为,这一标准与汉语语文法则存在冲突,呼吁有关部门启动对此“国标”的修改程序,避免乱象蔓延而造成难以纠正的局面。

疫情防控和依法惩谣——对最高检十批妨害疫情防控典型案例通报的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可以说是从打击谣言开始的。"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这条官微通报在今年元旦17时38分发布,新华社在3个小时后即20时36分就报道了这条新闻,央视在当晚和次日央视也作了报道。从网上可以看到央视新闻频道就有多个不同主持人报道的截图。央媒这样处理可以说是非同寻常,这就向全国发出了打击疫情造谣的强烈信号。1月下旬,全国惩处疫情传播谣言形成一定规模,至今还可以从网上找到一些省市的通报。

学术争议引发名誉权案与《民法典》规定的具体化

《民法典》实施前发生的学术争议引发名誉权案,能够以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作出判决;但是在《民法典》实施后难以找到合适的法律条文。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将《民法典》的规定具体化。

信息分享与责任担当

新媒体时代,信息分享成了人们生活的一种常态。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是受传者,人人也都是传播者。技术的进步是这个时代到来的前提：传播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令信息传播变得简单、快捷。于是,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在接收与分享信息之间,陷于信息的海洋中,也成为信息的一分子。新媒体传播借由信息分享行为实现了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从而成就了＂海量信息＂传播的社会奇观。这个过程中,人们在享受信息提供的各种有效资讯、服务的同时。

揭发性骚扰引发诽谤案与民事案件举证制度的演进

本文就当前关注的因揭发性骚扰而引发诽谤案件,回顾我国民事案件举证制度发展,指出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民事诽谤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经过双方举证都不能确证事实真伪的情况下,应由控方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新媒体时代虚假新闻的治理

鉴于新媒体时代虚假新闻的特点和成因,在探讨其治理对策时,首先应借助技术手段,通过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加以预测和核实,防止虚假新闻的出现。在此基础上,要根据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来修订和完善已有的法规,并发挥好专业人士的作用,有效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多管齐下治理虚假新闻。

新媒体时代虚假新闻的产生逻辑

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长期困扰新闻传播业的虚假新闻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从媒体、传播者和传播技术的视角探讨虚假新闻的产生逻辑,采取有的放矢的方法治理虚假新闻,才能让新闻回归真实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貌。

激发·引领·弘扬——媒体在社会爱心培育中的作用

一条新闻或者一则报道不可能改变世界,但经年累月的新闻报道一定会从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对每个社会成员产生影响,从而深刻地影响社会的文明。

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主流媒体的功能实现——从新华报业新冠肺炎疫情报道谈起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报道历来对媒体都是重大考验。媒体不但要报道来自各方的危机信息,满足受众的多元信息需求,还要拓展自身服务属性,发挥好甄别谣言信息、协助社会沟通、抚慰公众心理等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作为省级媒体集团,充分发挥多媒体资源优势和地方主流媒体信息枢纽功能,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等传统媒体为依托,以中国江苏网、“学习强国”江苏平台等网络平台集群为重点,以“交汇点”“紫牛新闻”“扬眼”“北京西路嘹望”等移动新媒体为主体,加强主题策划,设置媒介议程,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在传播疫情防控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安抚民众情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国外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监管及启示

大数据时代,网络政治参与正成为青少年的主要参政议政方式。与此同时,网络传播的蝴蝶效应被加速,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任何偏差都有可能引发公共危机。国外的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监管,具体方式大致有四种:政府立法监管;网络技术支持;行业与青少年网民自律;利益表达机制的自行调节。国外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监管类型主要有韩国的实名制、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审查制和美国的选择性限制。反思并超越国外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监控,我们应该理性定位青少年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采取多措并举的监管方式和整合疏导的引导方式,以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