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都城基址的三次变更

自洪武二年九月癸卯朱元璋诏令于临濠营建中都后,明中都城基址的确定曾有过三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公布于洪武五年正月甲戌,“周围四十五里”。这是一套符合《周礼·考工记》理想化的方案,基址基本呈正方形。洪武五年七月甲寅,随着观星台在独山的营建,于是将中都城东侧的独山、西南角的凤凰嘴山包绕在城内,从而形成第二套方案。该套方案中的都城基址呈长方形,其西南伸出一角,称“凤凰嘴”。都城的中轴线与中心线分离。第一套、第二套方案均开十二门。罢建中都后,十二座城门仅修筑九座,从而形成第三套方案。由于该方案草草完工,原先规划的砖墙、瓮城等都城城墙、城门制度等均未完全实施。

明清时期古代中国社会的终结及其教训

明清时代(1840年前)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总结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由此进入高度成熟的阶段;同时,又是中国历史发展遭遇从未有过的世界变局的时期,中国从一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强国在由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被迫融入世界体系,而一步步走向被动挨打,犹如一条巨轮,行驶到三岔港湾,其走向如何,直接决定着此后中国的命运。因此,探讨这一时期发展的历史特点,总结其经验教训,无论对于深刻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还是对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约请张显清、南炳文、冯尔康、李治亭、林金树、常建华等明清史专家围绕明清时代的历史特点及其走向问题进行讨论,在此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明朝华严名僧素庵真节与栖霞寺佛教

栖霞寺是南京千年名刹。明朝中期,栖霞寺佛教衰微至极。嘉靖三十三年(1554)前后,华严名僧素庵真节应请至栖霞寺,讲经说法近四十年,弘传华严宗学,兼弘天台、唯识、禅宗、净土等宗思想;传法授徒,培养出大批弟子;修建殿堂,创立圆通精舍;开荒治圃,募置长生田;传播佛法,交接官绅士商;到其他各地讲经说法,在五台山修建大林庵。真节讲经说法,弘传佛教,使栖霞寺成为明朝后期华严等佛教讲宗教学的重要基地,推动了栖霞寺、南京乃至全国佛教的复兴。

从禁地到利薮:权力经济下的明代西山煤炭开采

北京西部山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在明代,为了保护京城和皇陵的风水,严禁在这里伐石采煤。由于开窑挖煤既可以为当地百姓提供生计,又可以为权豪势要带来利益,这种禁令很难得到长期有效执行。到明代中叶,私开煤窑现象已是蔚然成风。嘉靖年间,不得不放松限制,允许在西山采煤。由勋臣、外戚构成的京城权贵集团,通过自行开窑、接受投献等方式,在西山拥有大量煤窑,成为主导西山煤业的重要力量,相互之间还曾发生激烈争斗。朝廷也试图从中获利,陆续开设了一些官窑。万历年间,神宗在西山设置煤监,征收税课,因骚扰百姓,最终引发了大量窑民进京请愿的事件。其后,神宗虽然撤回煤监,但继续征收煤税,到天启年间才宣布停征。

从“边区”到“政区”：明代湖广行都司的制度运行与社会秩序

鄂、豫、陕、川四省交界的内地边区,因山多林密、人口不多,明初采取了"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措施。但到明中期,这里还是酿成荆襄流民变乱。在平定变乱后,明中央决定在这里新置郧阳府、湖广行都司等机构以加强管理,并设置郧阳抚治(巡抚)来统辖,"边区"因此演化为"政区"。湖广行都司是权兼军事和行政的管理机构,在明中期设置时已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虽然中间有被裁撤的经历,但终因卫所事务的特殊性,湖广行都司建置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间。从有明一代湖广行都司制度设计、运行及实效可见,作为军政管理的重要机构,都司卫所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的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太祖“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与实践

明太祖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对于完整理解有明一代的外交具有重要意义。对"不征"理念的贯彻与践行,在洪武年间几乎没有更改,由此形成了明朝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以此为基础,明朝形成了不同于历朝历代的国际秩序理念,以实践建构了一种和平外交模式,并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的外交实践。

明嘉靖如何打赢抗倭之战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面临着倭寇从海上的入侵。洪武年间所形成的海防防御体系,到嘉靖中期,已经废弛,倭寇入侵逐渐猖獗。嘉靖年间曾组织多次抗倭战争,效果较明显。嘉靖四十三年,广东倭患的平息标志着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基本结束。从明朝的抗倭战争中不难看出,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是抗御外敌入侵的基础条件。

明代中后期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

明清时代(1840年前)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总结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由此进入高度成熟的阶段;同时,又是中国历史发展遭遇从未有过的世界变局的时期,中国从一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强国在由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被迫融入世界体系,而一步步走向被动挨打,犹如一条巨轮,行驶到三岔港湾,其走向如何,直接决定着此后中国的命运。因此,探讨这一时期发展的历史特点,总结其经验教训,无论对于深刻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还是对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约请张显清、南炳文、冯尔康、李治亭、林金树、常建华等明清史专家围绕明清时代的历史特点及其走向问题进行讨论,在此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改革事件。张居正改革时期通过调整海外政策舒缓海上压力,维护海上安定,并采取措施加强同西方的关系,对晚明时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为什么要研究南明史——在贵州安龙南明历史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八月中旬,南明历史文化研讨会在贵州安龙县召开,来自全国的四十多名专家参与,以文入会。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先生作主题发言,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研究南明史的必要性,一、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二、南明史是丰富多彩的。同时讲到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历史逻辑,坚持历史正义。

明神宗的贪财好货与化国为家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第14个皇帝。万历十年（1582年）他亲政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太仓积粟，可支用十年，同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两”。

漕盐转运与明代淮安城镇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在隋朝贯通后,淮安成为漕运要道,唐宋后,淮安又成盐运要津。明代以后,两淮盐业更加兴盛,特别是迁都北京后,京城粮米更赖漕运接济,淮安作为漕盐转运的一个重要枢纽,设有众多官府官员,其城市经济也步入繁华时代。

“大阅”之礼的面子与里子 作为改革产物的明代隆万大阅

隆万大改革始于明穆宗继位,终于张居正去世。隆庆大阅的发起者,正是锐意改革的一代名臣张居正。他建议皇帝"饬武备"、"申严军政,设法训练",而大阅是"饬武备"的重要措施之一。万历九年大阅场面亦很壮观,像是奏响了改革的凯歌。不料大阅次年,张居正溘然长逝,改革戛然而止,明朝开始走上衰亡之路,这次大阅竟成绝响。

王阳明与通天岩

王阳明在南赣任巡抚期间坐镇赣州,与江南第一石窟--赣州通天岩在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交集。从北宋玉岩翁阳孝本、大文豪苏东坡到一代圣人王阳明乃至近代,通天岩成就了宋、明以来大批名人的历史性交集。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通天岩开展的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为我们全面深刻地审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紧扣《王阳明全集》《赣石录》等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突出反映了王阳明玉岩题诗及讲学活动中蕴藏着的"致良知"的丰厚思想意蕴。

明代献俘礼考论

献俘礼是指古代军队凯旋后将所俘敌酋或首级进献庙、社及皇帝的一种军事礼仪。明初武功赫赫,太祖戎马倥偬之际,不忘文治,诏定军礼,构建献俘礼制。永乐、宣德、正统间诸帝率遵用之并不断发展完善,弘治时修《会典》,献俘礼制始载入典册。正德、嘉靖时期,国家军事衰颓,边疆危机重重,皇帝荒嬉、怠政,献俘礼间或举之,粉饰武功,斯典发生演变,也走向衰落。万历初,军事重振,“三大征”皆以胜利告终,献俘礼屡屡举行,一时极盛,但战争也消耗了国力,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可谓暮日下之最后荣光。献俘礼作为一种军礼,具有扬军威、震边鄙的现实作用,既体现了中华传统礼制军礼的丰富内容,又表现了王朝国家的统治文化。

赣南王阳明祠与其他地区之比较

主政赣南①长达四年之久的王阳明,励精图治靖乱安民,建立了三不朽伟业。隶属赣南的各府县士民为感恩王阳明,采取多种形式,先后为王阳明建起数量众多的生祠②和报功祠等。其兴建数量和修缮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在全国是不可多见的。通过对赣南各县王阳明祠历史变迁及分布情况作了初步梳理,并突出了在建祠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且有代表性的沈谧、刘节等,同时对赣南两府修祠情况与全国作了初步比较。

论肇庆仙花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古典建筑在中国的稀有遗存

肇庆仙花寺作为一座历史建筑,经历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对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肇庆仙花寺的起源和现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于理解人类历史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再从西方建筑史角度,论证现存肇庆崇禧塔西边近旁的两层楼古建筑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古典建筑的高度关联性,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对肇庆仙花寺的考古和保护工作。

第五讲: 地缘、血缘与学缘的交织:中国人文和自然境域中的王阳明及阳明学派

后记(节选)作为“显学”的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研究,在21世纪20年代所取得的最大进展,我以为当主要表现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上。质言之,就是把以往观念的、义理的、解释的、考证的多层面研究,延伸到经学、宗教、民俗、民族、社会心理、历史文化、士人心态等诸多领域的探索。

晋商做大做久的奥秘

山西平遥古城有一古色古香的中国票号博物馆，博物馆大门正上方悬挂着一块“日升昌记”的金字匾额，两侧立柱上书写着一副“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兑汇一纸通行”的楹联，这里正是我国最早的一家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的旧址。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经营中，这家票号始终坚持诚信不欺的经营作风，至今，当地还流传着它兑现过期汇票的动人故事。

琼岛大人物 国史第一流——丘濬研究的学术意义

历史发展到明代中期,有一个人物的名字是无法绕过的,他出生并成长于为历代所轻视的海南岛北部的一个小乡村,却最终成为全国的一代儒学宗师、朝廷重臣,这个人就是丘濬。海南岛长期在相对封闭的空间缓慢发展着,与中原相比,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封建社会晚期,海南文化才得以勃兴,明清时代产生大量进士、出现一批杰出人物是其兴盛的标志。这批杰出人物中,"四绝"是代表即 "著绝"丘濬、"诗绝"王佐、"忠绝"海瑞、"书绝"张岳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