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影视人类学视角的音乐影像志理论与方法研究

音乐影像志,是指以动态影像摄录、剪辑等方式,对音乐领域相关事象进行民族志(或称文化志)记录与表述,建构有关音乐本体及其社会语境的深描式影音文本。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提供主体表达或主位发声的地方性知识,建构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人类学强调音乐影像志在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延续、社会认同、文化传承与变迁等生活领域的重要意义,反对影像记录与创作中的“东方主义”。民族音乐学及其音乐影像志应与人类学同道,成为一门“在野与守望”的人文主义学科,提倡外来者与原住民之间在学术生产领域的合作与分享,守护人类的音乐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延续性。

留声机与摄影机——蜡筒时代的人类学音乐影像志考略

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蜡筒留声机之后,很快就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蜡筒留声机在录音领域独领风骚的半个多世纪里,诸多人类学界的先驱人物,如阿尔弗雷德·C.哈登、鲍德温·斯宾塞、弗朗茨·博厄斯、鲁道夫·波赫、爱德华·柯蒂斯等人,都在他们的学术考察中使用蜡筒记录语言、音乐、歌曲等民族志资料。作为富有远见的学术先行者,他们往往也会在考察行程中使用另一种新发明—电影摄影机,以期同时获得田野中的动态影像资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开拓性工作不仅为人类文明保存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文化样本,同样也为人类学音乐影像志的学术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同期声电影与音乐影像志的形成与发展

影视人类学自其萌生之初,便致力于将田野调查中的影像与声音素材结合为一,从而使它们成为了彼此支撑的民族志资料,这也是同一时期民族音乐家们的研究诉求。有声电影,尤其是同期声电影技术出现之后,影音同构的民族志电影成为人类学家与民族音乐家开展音乐文化调查的重要工具。同期声提供了音乐影像志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在以史诗、唱诵为记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社会里,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深描音乐文化细节,提供主体表达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叙事体系,创新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我们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特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新的价值路径。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价值引领,构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本土实践的自主叙事体系,在知识生产意义上“回到中国”,构建“回到中国”的本土传播实践逻辑。

猎影边疆:民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田野影像调查(1930—1937)

中央研究院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建院初始,即积极将影像(包括摄影与电影)摄制与学术考察结合在一起,运用于考古发掘与民族调查等田野工作当中,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为边疆民族调查团队专门配置了技术人员与摄影器材,沿途开展民族志影像记录工作,收获甚丰。迄今收藏于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田野调查照片约7 599幅,民族志电影共两组,时长约一小时。这些影像资料与作品体现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类学界在学术观念上的整体性认知,即主张以多媒介的文化载体呈现多样性的文化内容。它们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学术生产的重要成果之一,提供了特定历史时期西南诸民族的社会图景与族群形象,揭示近百年“国族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视觉表征系统的重要意义,也有力地证明了影像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学术发轫几乎同期并行。从影像本体的角度而言,上述田野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民族志摄影与电影的早期基础性文献,其理论与方法仍值得反思与借鉴。

文献纪录片中历史记忆的创造性建构——以《重庆谈判》为例

文献纪录片是一种具有社会记忆功能的记忆媒介,它以影像的方式创建并记录下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档案,成为书写国家历史的重要载体。《重庆谈判》以其鲜明的文献原真性、朴素本真的影像风格、独特的真实美学、深刻的思想价值独树一帜。该片努力探寻跨越古今的情感连接点,让历史的本真重现更加富有代入感和启迪性,为如何以当下视角追寻文献价值,实现对历史记忆的创造性建构,提供了宝贵借鉴。

“虚拟”与“现实”的技术重构与再造——数智技术驱动下的视听内容生产变革

虚拟现实技术持续发生迭代创新,新的主导技术体系正在形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视听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数智技术与主流媒体创意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主流媒体再造生产与传播底层逻辑的核心要素。智能时代视听创意内容生产与媒介产品创新呈现出融合交互、虚实融生的特点。用技术赋能创意内容生产,用艺术助力创意表达和情感共振,已成为视听爆款产品的创新方向。数智技术带来内容生产范式、视听语言结构方式、叙事生产模式的变革以及人机智能交互内容产品的模式创新,推动形成虚实互融、沉浸交互的视听艺术景观、新技术美学和审美体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转化的价值逻辑、审美再现、技术赋能

本文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性转化,在价值逻辑上,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通融合;在审美转化上,要围绕受众需求,运用丰富多元的艺术媒介,将传统审美形式转化为契合当代大众文化风尚的表现形式;在技术再现上,还要借助技术赋能,形塑中国古典美学的“视听觉艺术空间”,实现古典美学意蕴的景观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