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民用航空器司法保全与司法执行的国内法衔接

跨境民用航空器交易具有国际性,从《国际承认航空器权利公约》到《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对于交易救济的国际统一立法日益完善。受外界因素影响,跨境民用航空器的交易风险呈增高趋势,相关市场主体所拥有或者租赁的民用航空器有可能被司法保全与司法执行,这就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程序规定与实体规定接轨。

我国民用航空法亟待修正的若干关键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自1996年颁行以来,对于我国的民航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与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当在涉及安全管理、安全保卫、行政许可优化、促进通航发展、旅客信息保护以及更新民航运输责任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进行修正,使其在新时代持续发挥新的作用,并且助力“一带一路”民航法治建设。

《开普敦公约》对高价值移动设备交易适用性研究:基于航空器跨境交易的实践

得益于《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与《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关于航空器设备特定问题的议定书》所构建的开普敦公约体系,全球相对统一的商事规则在民用航空器跨境交易及融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的保留在新时期仍然具有适用意义。从实现税收政策的目的而言,应当采用国内法补充保障保税区租赁结构的健康发展。其他高价值移动设备的交易应采取信托结构来弥补可识别性与保值性缺陷。

无人机分类与法律规制——兼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人工智能浪潮具备解放脑力资源、自主感应主体需求以及服务作为主体的人等特征。因此,与人工智能技术紧密结合的无人机相应的法律概念、法律分类应当进行重构,以避免传统航空器概念和分类对我国无人机未来发展的束缚与阻碍。无人机概念应当包括物的定义与智能的定义;相应地,以人工智能赋予的功能范围为标准,应当进行功能固化的无人机与功能非固化的无人机的基础分类,并且以“管理者+实际用途”为标准划分为国家无人机、军用无人机、民用无人机。

停飞民用航空器的法律标准与损失追偿建议——以737MAX事件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民用航空器是高速移动的高价值特殊动产。一方面,民用航空器的制造目的在于在短时间内进行长距离的客货运输,这其中蕴含着运行的高风险,因此各国均对于航空器进行严格监管,以保证其时刻处于安全运行的状态,即航空器适航审定;另一方面,民用航空器的价值高于一般不动产,基于运营成本的考虑,世界各航空公司均大量采用融资租赁的形式运营,出租方往往是专业金融机构所设立的融资租赁公司,其并不具备运营和维修航空器的能力,而承租方则通常是具有运行许可的航空公司,卖方直接对于承租方承担产品保证责任,因此在民用航空器融资租赁合同中,存在无条件支付租金义务,即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承租人均应支付租金给出租人。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下无人机安全运行法律制度研究

一、＂无人机与汽车相撞＂案所引发的思考2012年9月25日12时许,厦门加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能公司）所有的无人机在厦门市翔安区某中学门口公路附近紧急着陆时,与陈亚新驾驶的轿车相碰撞,导致无人机与轿车不同程度损伤。原告加能公司请求被告陈亚新赔偿加能公司经济损失及律师费用。被告提起反诉,请求加能公司赔偿因本起交通事故对其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该案件经过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国际疫情防控与国际航空运输的平衡——基于国际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分析

疾病防控与国际运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国际社会对于疾病防控与国际运输事务处理的依据多来自于国际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非国际公约。国际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对于国际公约的细化,其并没有创设新的国际权利与国家义务,因此性质上并非是国际公约。但是对于国际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违反,将可能导致对于国际公约的违反。基于《国际卫生条例》与《国际民航公约》附件判定各国航空防疫措施的合法性,并提炼中国抗疫经验,提出完善国际航空运输防疫规则的相关建议。

论新《刑事诉讼法》传闻证据的采纳——以英国上诉案件判决理由为基础对两种审判逻辑的思考

证人出庭率偏低是我国在传闻证据采信方面的一大阻碍。作为积极吸收《欧洲人权公约》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英国司法系统,其经验融合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智慧。对于传闻证据采信这种同质性问题,其经验存在被我国借鉴的可行性。本文基于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逻辑结构与英国法院自身审判的逻辑结构,通过对三个上诉理由基本相同,并且上诉于同一法院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获得对其合理性的考量。进而结合我国国情,对于借鉴其经验作出可行性分析。

论“三定方案”在国家监察制度体系中的作用

国家监察体系作为一种"杀毒软件"式的权力形态,其目的在于促进公权力行使的合法化与合理化。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监察体系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监察权行使的"参照系"。"三定方案"作为我国特有的对于行使公权力机关进行管理的文件,可以发挥监察权对于监察对象进行公权力行使监督的参照标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