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和丰硕成果。立足新时代,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之路进行回顾、反思,展望未来司法体系的创新发展方向,以期更加有效地满足国家、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选取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新时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发展与展望”研讨会中多位专家学者的主旨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从规范法治到案例法治——论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

法治建设应当以什么为最终抓手,以什么为评价标准,以什么为实现形态?这既是法学理论研究的方向性问题,也是法治建设实践的目标性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立法机关已经出台277部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实施成为主要矛盾、社会主体的法治意识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法治建设的目标要以生成合乎法治的案例为归宿。从立法开始打造执法、司法、信法、守法直至案例的法治链条体系,将法治建设的重心由制定规范转移到生成案例,把案例作为认识法治、评价法治、推进法治和实现法治的抓手和资源。充分运用案例法治智慧和案例法学理论,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规范体系、制度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等。

加强案例法学研究 提高案例研究水平

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决定了案例法学研究必将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案例本身具有重大的法治价值,显示了案例法学研究的广阔前景。案例法学研究会要进一步改进案例研究方法,坚持案例研究和案件研究有机结合,坚持"发现研究"与"创新研究"相结合,坚持对案件的处理研究与对案件的治理研究相结合,坚持研究如何适用立法解决矛盾纠纷与如何利用立法防范矛盾纠纷相结合,坚持协同研究和合作研究,充分发挥案例法学研究会在案例研究和案例法学研究方面的组织、引领作用,推动案例研究和案例法学研究取得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笔谈

能动司法是审判机关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紧密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场深刻革命进行的具体实践,是人民法院为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促进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客观要求进行的积极探索。只有深刻把握新时代能动司法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不断深化能动司法实践,加强理论实践互动,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司法理论体系,才能实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审判理念。本刊组织了三位学者,以“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为笔谈主题,通过对能动司法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等方面进行剖析,勾画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理论蓝图和实现路径。

论裁判文书的对话性

裁判文书的对话性,是说裁判文书是一种对话,裁判文书具有对话的性质。裁判文书的对话性,旨在从对话的角度看待裁判文书。对话是一种更重视裁判文书受众的说理。裁判文书对话性包含三个维度:对话的对象,对话的方式,对话的内容。加强裁判文书的对话性,是进一步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性、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抓手;加强裁判文书的对话性,对于更好发挥裁判文书的三种功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及人民法院有效回应社会情势,具有重要作用。实现裁判文书的对话性要求:一方面,裁判文书应当清晰、一致、有根据、有针对性;另一方面,法官要有同理心、对话应符合常理常情。实现裁判文书对话性需要四个制度条件,并需要法官具有人文关怀立场。

日本“精密司法”及其司法改革

“精密司法”主要呈现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和精细化工作。通过对日本“精密司法”的探究,理清其成因与不足,掌握两组关系的平衡,寻求我国深化司法改革的比较法参考。

新时代十年刑法实施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十年来的刑法实施问题可以用5个字概括。一是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总体上呈现一个“稳”字。有关司法统计数据显示,十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刑事案件每年基本维持在100余万件,没有出现过大起大落。这个现象改变了此前刑事案件持续上升的势头,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在最近十年里出现了拐点。刑事案件数量的稳定,起决定意义的是社会政策的稳定,社会发展的稳定,社会治安的稳定,社会保障的强化和社会治理的成效。

虚假诉讼罪实体与程序疑难问题研究

本文从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深入分析了虚假诉讼罪司法适用中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对于“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应当区分具体情形,将严重扰乱司法秩序的“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纳入刑法惩治范围之内;虚假诉讼罪与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诉讼诈骗犯罪行为通常呈现为想象竞合关系。对于虚假诉讼罪的认定,要结合不同的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当事人在民事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或者申请再审程序中捏造事实的,都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在《民事诉讼法》及《刑法》都针对虚假诉讼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两者的衔接对虚假诉讼形成体系化的规制。虚假诉讼罪案件处理应当畅通案件流程管理,加强公检法各部门分工配合。

个案刑法解释与案例研究方法论

个案刑法解释是刑事案例研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其得出的刑法解释结论及其对个案裁判结果的法理评判，突出地体现了刑法解释论的特色与司法公正观的立场。

应急管理法治中的刑事法治应对--以涉新冠疫情犯罪的防控与惩治为视角

进入工业化社会特别是信息技术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应急突发事件高发多发,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巨大损失,进而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因此研究应急管理法治建设.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把握应急、突发事件发生的基本特征.探索构建快捷、高效的应急反应机制,提出科学可靠的应急预案.形成完善的应急管理法治体系,十分重要,非常迫切。

案例研究的“一二三”

案例是法治的试金石，一个国家或地区越重视法治，就会越重视案例和案例研究。在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案例获得了大放异彩的机会，我们也迎来了历史上案例研究的最好时期。随着案例对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的影响越来越大，理应更深入地研究案例。概言之，要抓住“一个关键”，关注“两大领域”，聚焦“三个环节”，此可谓案例研究的“一二三”。

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工作回顾与制度构建

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工作经历了初步探索、恢复发展、建立制度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当前,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相当部分检察人员对案例指导工作重视不够,检察案例数量偏少,检察案例数据库尚未建成,指导性案例被参照适用次数较少和社会影响力有限等。做好新时代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工作,应当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从案例分类、案例研发主体、案例研发程序和内容、案例数量和质量、案例数据库建设和管理、案例效力和应用.案例学习和研究等方面进行制度构建。

正当防卫的立场与防卫限度判断的阶层式展开

正当防卫的基本立场,是“法不能向不法让步”,防卫人相对于侵害人具有天然优势地位。相对于规范遵守者而言,侵害者被规范保护的程度要低一些,否则无法鼓励公众守法。在这样的立场下,防卫限度的判断要呈现出宽松的状态。在防卫限度判断上,行为、结果与因果关系三个要素缺一不可,这首先是基于《刑法》第20条第1款与第2款的递进关系,避免因同一法条下的两个不同条款采用不同的认定技术而导致混乱。其次是基于行为本身的权利属性和合规范性,使其在防卫限度的判断中需要作为独立的阶段。最后是对防卫过当建立更多的限定要素,从而鼓励正当防卫的适用。在三个要素的阶层上,基于对唯结果论的反思和说理清晰的考虑,应当采用行为限度判断优先,其次因果关系,最后结果限度的判断方式,对于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没有必要进入之后的因果关系和结果上的判断,直接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刑事认定的目的性和安定性基础

在刑法的古典时代,自体恶与禁止恶的区分就已被提出。如果说自体恶与民众感情和特定的文明传统密切相关,禁止恶则更多与规则的整体性相关。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的性质兼具两种特征:在法的安定性的基础上,离不开时代的熏陶和共同的市场规则目的,也可以说是法秩序统一性和相对违法性的协调。

利用App擅自传播境外剧集拉流量后变现的行为如何定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代更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著作权司法保护中出现了很多难点问题。尤其是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函待厘清,为此,本刊述选一起利用移动终端App擅自传播境外剧集拉流量后变现的案件,邀请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研讨,敬请关注。

论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监督理念

构建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贯彻落实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应积极推进“四大检察”协调发展和协同发力,综合用好各项法律监督措施,秉持检察官客观公正的立场,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注重采取公开听证方式争取良好办案效果,构建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着力提高检察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高度重视检察公共关系建设。贯彻落实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还应当处理好党的绝对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关系,服务保障大局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在办案中监督与在监督中办案的关系,分工配合与制约监督的关系,办案效果与办案效率的关系,加强检察官专业化建设与智慧借助外力的关系。

如何依法精准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部分涉及三个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公务罪.执法司法实践中,在适用每个罪名时都需要注意若干问题,处理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从严与从宽、效率与效果等其他问题,依法精准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

陈国庆、胡云腾、卞建林、陈卫东、李奋飞:关于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有关问题的讨论

2018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行,量刑建议由司法解释和检察机关内部文件的规定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正式规定。围绕,量刑建议的争论也日渐激烈。例如,量刑建议应该以幅度还是精准的形式提出?量刑建议的效力如何?应如何理解与处理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2款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和“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在《刑事审判参考》127集刊载的“刘正民、马武凯故意毁坏财物罪”中,法院建议公诉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公诉机关不予调整的,法院及时依法作出判决。该案引发了对量刑建议司法效力及异议处理程序的争论。本刊选取陈国庆、胡云腾、卞建林、陈卫东、李奋飞等五位专家学者的著述,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监督制约迈向体系化

审判权力监督制约是贯穿于人民法院改革与发展始终的一个主题。在审判权力配置的重心向合议庭和独任法官下移后,审判权力监督制约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从实践逻辑看,审判权力能否更为充分地为合议庭和独任法官所行使,并不取决于法院管理层放权的力度,而更主要决定于监督体系与监督机制是否完备与完善。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罪情节由“造成权利人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以后,“情节严重”中的“情节”类型如何选择、“严重”程度如何把握,既是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统称为司法解释)中需要反复斟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