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亚文教授访谈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法理学有助于建立起更加科学的西方法理学学科体系。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将西方思想分为超自然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对应而生的就是西方法理学的三种解释划分进路:超自然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和人文主义的解释。“法律与空间”研究是西方法理学的解释转向背景下兴起的法律运动,以法律地理学的叙事风格影响到我国法学界。法律地理学从法理视角为解决“大国法治”中的地域差距、城乡差别等制约公平正义实现的因素,实现不同空间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案,其对“大国法治”的解释力值得期待。西方法理学的研究需要年轻学者的加入,年轻学者要有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将西方法理学的研究与法治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吸取西方法理学中的精华部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的伟大实践。

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的变迁和反思——以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教材为主线

一、法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但它不是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学科体系要有一个落脚点,专门研究学科体系的专著或论文少之又少,它一般都体现在一个或一系列较为成熟的教材之中。从教材体系入手,是对学科体系研究的最简便易行的办法。

中国法理学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新方位,也是中国法理学进步的历史新起点。面对新时代新起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时代使命是什么?

规范体系及其社会规范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法律体系是一个有着严格要求的规则体系。在我国,能够纳入法律体系的,必须符合我国《立法法》对于法律形式的要求,即必须由有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才能进入法律体系的序列,成为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法律体系的这种严格性,必然带来其局限性。在法律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规范类型和体系存在,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规范类型和体系都纳入法律体系中。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命题、新的概念或新的范畴,把这些规范类型和体系纳入其框架之内。规范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恰当的命题、概念和范畴。在规范体系概念之下,所有的规范类型和体系都可以纳入其中,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规范体系内部,存在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对这些复杂关系的研究和厘清,不仅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也对于法治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國法理學的時代使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中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新方位,也是中國法理學進步的歷史新起點。面對新時代新起點,當代中國法理學的時代使命是什麽?我們不妨跳開法學視野,換一個社會科學的學科角度來看中國法理學的當代使命。

新时代的中国县域法治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县域法治不仅在区域法治体系而且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国家法治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县域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效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格局。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县级政权构成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基层枢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无论是县域国家权力机关制度建设,还是县域政府治理变革,抑或县域法治社会的成长,都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县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县域基层的具体实践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县域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035:法治中国的远景展望

两个“基本实现”和三个“基本建成”是2035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法治中国建设的远景目标,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其中,三个“基本建成”是法治本体层面的建设目标,是法治中国的骨架与血肉本身;两个“基本实现”则是法治价值层面的建设目标,是法治中国的精神与追求所在。通过梳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提出时间点,可以知所从来,更加清晰地认识我国的法治实现路径;通过厘清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得以充分保障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可以明其理念,更加深刻地阐明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与贡献。析法治之机理,明法治之精神,方能在此基础上对2035年法治中国建设远景进行展望。

以权利看待法律 在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的核心范畴,具有深刻的哲学根据,权利与义务关系中,权利而不是义务应当处于主要地位。因为,从义务的角度看待法律——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法律本身被扭曲,人们因为被强制而遵守法律,并非因为法律是社会交往的需要而遵守法律。以权利来看待法律,首先构成对法律的批判,这种批判可能促进法律规范自身的进步;以权利看待法律的的社会效果可能唤起社会主体对法律的认同,进而促进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权利理论在中国有了深入的进展,但是一些种类的权利仍然在实践中遭到放逐,这说明我们的权利意识不是过强,而是欠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权利,继续张扬权利意识。

回顾与反思:法社会学研究的不同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社会学研究有着不同的导向。法社会学研究的法理学导向侧重点在法律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建构,把法律看作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关注的是理论法社会学,而不是经验研究;法社会学的比较法导向,像其他导向一样,取决于研究者的学科基础,比较法社会学包括各国的法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和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由于所掌握的材料有限,国别的法社会学只能是临时性的,而比较法的社会学建立在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有赖于全球化的发展。法社会学的指标导向试图把研究对象指标化,通过数据、数字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法律现象进行比较,根据官方提供的客观数据或被调查对象的主观评价进行评估。上述三个方面的导向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也都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归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增强文化自信基础上的理论自信是中国法社会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奠基人和常青树

尊敬的孙国华老师,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同时也代表《环球法律评论》杂志以及我个人,向我们尊敬的中国法理学研究会资深顾问孙国华老师的九十大寿致以衷心的祝福.祝孙老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孙老师是我国现代法理学为数不多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孙老师在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法学基础理论、社会主义法学理论。

法理学的定位——关于法理学学科性质、特点、功能、名称等的思考

法理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多少年来,法理学被赋予了同它的学科性质不太相符的学科定位,使它招致很多误解与责难。本文试从以下几层关系来看法理学应该如何准确定位。一、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多少年来直至现在,在法理学的研究以及法理学教科书中,我们给法理学这门学科赋予了一个不恰当的定位。

推动法理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具有重大影响。法理学研究应及时反映和解读时代提出的重大法律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找准与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紧密结合的法理学研究方向,才能更好推动中国法理学创新发展。

维稳的逻辑解读：以权利贫困为视角的检讨与反思

当下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公问题在法理上可以用权利贫困来概括。权利贫困的提法虽有助于认知权利的实际运行状况,但权利贫困的客观解释论,即资源稀缺造成权利贫困,易误导维稳工作,使维稳的逻辑倾向于资源补偿型,既忽视了沟通型维稳,也使维稳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以权利贫困为视角,梳理并分析权利贫困,阐明其与维稳的内在逻辑联系,探讨社会现象背后的权利和权力的运行机制,可以为维稳和社会公平提供有效路径。

论邓小平理论的法治观

研究邓小平的法治观，不能只限于他有关民主法制的论述，而应当把它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以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时代精神和基本原则为立论基础和指南。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党权与政权的关系的理论、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唯物史观的价值标准论，是形成邓小平的法本质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笔谈之三 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并把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国家治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的到来。“治理”意为“决策的过程和执行决定（或不执行决定）的过程”。良法善治是治理的必由之路。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国家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俞可平,2000）。然而,善治在我国正面临着本土化和实在化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

社会公平与国家责任

因社会公平失落问题引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其根源主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片面的发展观、稳定观和权利与利益分配上的倾向性偏差,以及对改革的社会基础动力的漠视。作为社会权益的分配者和调节者的有关部门,忽视或怠于担当对社会主体的“生存照顾”的职责,导致社会群体的利益的分配与调节失衡。同时,既得利益团体和特殊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和压迫,使当前社会矛盾还存有阶级性特征。国家责任理论要求国家及其相关各级领导人承担政治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这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促进社会和解。这是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与法治惯例。

知行并重、经世致用的立法践行者——沈国明教授访谈录

徐菁菁(以下简称"徐") :尊敬的沈老师,您好!我代表《地方立法研究》编辑部,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从1982年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 2001-2010年,您从事立法实务工作,从理论研究转为实务工作,您能谈一谈您的心路历程和经验吗?您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间,有哪些立法是印象深刻的?

法官:基层司法的主体——全国32个先进人民法庭法官的实证分析

32个先进人民法庭中广义上的法官是基层司法的主体,各人民法庭法官的数量与构成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各有不同;法官的年龄普遍较年轻,性别上女性比率上升,其中有2个有特色的"女子法庭";法官根据法庭要求或个人追求均注重学历的提升;法官在工作中不断接受旨在提高职业素质、已形成制度化的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并各有成效。这些先进人民法庭的法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整体素质高,单位及个人均重视专家型法官的培养,法官学习内容与法庭特点相适应,社会变迁使男性、阅历等传统的优势式微等。同时法官队伍建设中也可能存在过度追求学历的形式主义等问题。

地方政府与习惯法的当代弘扬、传承——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为考察对象

广西金秀地区的固有习惯法内容全面,效力严格,在当代社会仍有一定影响。金秀瑶族自治县县、乡镇两级人民政府通过引导制定村规民约吸纳习惯法、在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中参照习惯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瑶族石牌习俗"传承习惯法、建立瑶都民族廉洁文化基地展示习惯法、在思想道德法制宣传教育中宣讲习惯法、举办大型节会宣传习惯法等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进行瑶族固有习惯法的弘扬、传承,发挥习惯法在当今社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