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废除的刑法教义学言说何以可能

死刑适用标准是刑法教义学关注的热点领域,当法学家以理性的死刑观建构死刑之适用标准,并以此来关照我国当下司法实践时,必然会产生理性的死刑观与现实的死刑观之间的冲突:理性的死刑观以司法上废除死刑为基本目标,主张在“可杀与不可杀”的情况下,坚持不杀,为此,刑法教义学建构起一个最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标准。现实的死刑观则可能基于政治抉择、社会效果、民意等考量,而在“可杀与不可杀”的情况下,附条件地慎杀。刑法教义学的目标不仅在于追求个案的公正裁决和确保同类案件处理之间的协同性,而且在于理清社会发展的理想。引领我国死刑适用更加理性,法学家必须立足于自我预言式实现,从刑法教义学上架构“司法上废除死刑”的理想,并说服民众与政治家。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预防性取向及其实践路径

《反有组织犯罪法》在犯罪设置与认定、情报线索处置、案件办理、财产认定和处置、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查处等方面体现了预防性取向,预示着我国开始走向预防性治理有组织犯罪的新征程,有利于构筑更为牢固的反有组织犯罪的安全防护网。预防性治理有组织犯罪模式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风险,会导致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力扩张。为发挥《反有组织犯罪法》实施的最大制度绩效,并合理规避其实施的风险,这需要从刑法之外与刑法之内两个层面给予更为合理的规划。从刑法之外看,《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法律一体化方面仍有改进空间,需要重视经济法律中的“排黑条款”设置,在警察法增设公安机关有关情报线索收集与分析的规定,并完善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的相关规定。从刑法之内看,需要重视《反有组织犯罪法》与刑法之间的“法法衔接”,并在立法论与解释论上做到“宽严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