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和社会治理:理论定位与关系厘清

法治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活动在实践上的确存在很大程度的交集,但法治社会和社会治理作为彼此独立的理论范畴各有不同的分析功能,不可混同使用。法治社会是指一种由国家法律和社会自生规则共同缔造良好秩序的社会状态,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治是其存在和运行的基本特征。社会治理范畴描述了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条件下,社会治理尚不宜被定位于社会中心主义的实践范式。法治社会和社会治理在研究论域、问题导向、概念功用、实践主体、实践内容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在社会结构条件、运行机理、制度依赖、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

法治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应有理念

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到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中寻找理论支援。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应当确立正确的法治社会理念,要从社会必然性的层面,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命题中理解法治社会,要在实现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意义上,将社会作为法治的主体来理解法治社会。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要树立社会组织是法治社会建设重要主体的意识,进一步改革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推进将更多的社会公共事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实现传统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基层自治组织的去行政化。

纠纷解决与美好生活--转型中国司法的政治意涵

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日益多发以及法院系统内日趋尖锐的"案多人少"矛盾,当下中国司法不仅日益强化了以纠纷的实质性化解为整体目标导向的司法政策,而且也更加突出"结果"在评价纠纷化解活动时的权重和地位。由此反向塑造法院的纠纷化解实践,所带来的不仅是纠纷解决过程中"规则退隐"现象的加剧,而且也削弱了司法裁判输出价值认同和意义资源的能力。这既不利于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与权威的提升,也不利于通过司法建构美好生活的能力践行。因此,要重新塑造法院之于社会的整体功能,意识到转型中国的司法不仅要有效地处理纠纷,恢复社会生活的公共秩序;也要通过纠纷的处理来达成多元价值和利益的基础性共识,进而整合起秩序重建所需的基础性社会资源;更要开启有关美好生活的公共讨论,并努力以司法的日常实践来推动和塑造有德性的公民以及更有尊严的生活。

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变迁

自2012年设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后,我国出台了多项与该制度相关的改革措施,在这些改革强力推动下,与设置民事公益诉讼之初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者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社会公益组织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况下,公益诉讼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新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何处理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时行政机关与环境公益组织在提起诉讼上的关系、行政机关不磋商不起诉时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惩罚性赔偿金是否可以用于公益诉讼。

“证照分离”改革背景下行政备案制度优化的法治化路径

行政备案制度能够兼顾“规制”和“缓和”两大政策目标,是实现“证照分离”的关键。但是,理论和制度的准备不足导致审批改为备案改革实践中存在一些现实问题:法治化路径不明以致调法调规工作陷入困境,类型理论错误以致事前备案的现实运行困难重重,行政程序缺失以致事中事后监管漏洞频出。当前中央层面立法全面规制行政备案的条件尚不具备,更适宜推进问题导向型改革,通过行政职权冻结制度确立审批改为备案的法治化路径,将事前备案纳入行政许可范畴,在辨析行政备案行为属性的基础上明确行政备案程序六大要素。

中华传统法律激励思想的挖掘与启思——以“赏”为对象的考察

中华传统治理理论和法律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激励思想,可资今治。中国古代“赏”的概念、观点与实践是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赏”蕴含了权力结构、治理目标、利益内容,具有非人格性、国家制度属性和“功利”色彩。对时情世情的不同观点塑造了中国古代对“赏”的制度实践的不同态度,思想先贤们形成了不赏、少赏、厚赏等不同主张,但信赏之治是其中明确而稳定的主题。中国古代“赏”的思想和制度实践为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理论与法治理论提供了一些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电子诉讼潮流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应对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将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应用于民事诉讼的电子诉讼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进行并将继续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电子诉讼。电子诉讼的推行,对传统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程序运行甚至诉讼场所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电子诉讼的推行需要立法予以认可和规范,我国应该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方式,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电子诉讼行为、电子送达、庭审的电子化、证人与鉴定人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案卷的电子化等电子诉讼内容进行全面规范。

论民法典编纂中亲属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以亲属法百年变革进程为考量

清末变法修律以来,中国亲属法立法价值取向经历从团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百年变迁,其中"家"的法律地位的变化是这一巨变的基础。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取消了"家"的法律地位,此后的《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秉持了这一价值取向,并鼓励个人意思自治,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人身关系"原子化"、家庭财产"个人化"的倾向,在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此需要重新审视"家"的价值。民法典的编纂为我国亲属法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一大契机。亲属法的立法,应坚持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并重,完善社会主义性质的家庭观,保持家庭自治与他治的有机平衡,重视"家"的法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