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都市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规模——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相对规模指标,测算了1992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首都圈、长三角及珠三角这三大都市圈FDI流入量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例、FDI存量与GDP的比值、人均FDI流入量等利用FDI的相对规模水平,并与全国及世界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三大都市圈利用FDI的相对规模水平总体而言高于全国水平;以相对规模指标衡量,珠三角FDI在经济总量和投资中的地位较长三角和首都圈更为重要;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首都圈FDI在其经济总量和投资中的地位尚不突出;在世界范围以人均FDI流入量考量,三大都市圈需进一步扩大利用FDI的规模。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R&D投资的空间格局及其成因研究

跨国公司R&D全球化,尤其是R&D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提出了挑战。文章研究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R&D投资的发展历程、空间演变和空间特征,并剖析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原因。表明企业的资源观对跨国公司R&D全球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中国应抓住跨国公司调整R&D投资空间布局的有利时机,尽快制定政策吸引和利用跨国公司R&D投资。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与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对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开放性、演化路径、分异程度及其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显著影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发展将加大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和分化,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区域创新体系的结构和功能。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我国区域创新政策的调整思路。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动力机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企业作为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微观基础,其组织行为是影响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决定性力量。经济全球化使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由传统的大规模、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向更为灵活的水平分工的企业网络转变。企业内部生产网络和外部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区域产业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内外部动力,它们的叠加作用型构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关系。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本土互动机制研究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是地方创新体系联入跨国公司全球技术网络的关键节点,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资源。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本土互动是双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建立互动关系是一种双赢策略。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本土互动的效果是由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性质、地方创新主体的技术水平及其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之间的技术落差、地方研发人员的素质和丰富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地理接近程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美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供给及其启示——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美国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卓有成效,这与其恰当的政策扶持密不可分,生物医药产业即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生物医药产业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是促成其繁荣的根本原因。首先,美国政府建立了基于政府基金的基础研究投资制度,巩固知识基础;其次,适时修改管制制度,促进知识产业化;再次,改革卫生保健制度,扩大市场需求。这一系列制度变革,从根本上解决了制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性难题,为其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美国通过政府提供制度供给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促进跨国公司离岸研发机构技术扩散的原理与途径研究

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迅速增加,如何促进其技术扩散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技术扩散是其与地方创新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包括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性质及其所有权,本土技术水平和研发资源丰富程度,市场竞争程度,东道国政策环境等。加强互动是促进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应以加强互动为着力点来建立系统的政策框架。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基于16城市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研究

文章基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影响的理论及研究,测算了外资企业的就业增长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就业增长的贡献,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这一地区就业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21世纪以来,长三角16城市外资企业的就业增长对这些城市(各自)整体就业增长有一定贡献。但包含综合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长三角地区的就业增长产生了负效应,文章进一步就这一结论进行了阐释。

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农民组织化的基点

人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核心所在。农民组织化和发展合作经济是以“行为主体”的一定素质为前提的,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以及社会交换关系的发达。而这一前提的获得,是需要确立农民在经济市场化过程的市场主体地位,促使其个体主体的“主体性自由”的实现。为此,政府的制度设计和进行制度安排时应遵循的理念是:市场机制和政府适度干预并重;理顺现行农村各种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对农业经济支持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重。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农民组织化营造一种自主性的空间,而且这也是农民理性由传统“生存理性”转向现代“发展理性”的内在规定。

城市转型中新加坡CBD的演化及其启示

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充分利用CBD的规划和建设,不断进行城市转型,奠定了其在全球性的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地位。本文研究新加坡城市转型过程中CBD的演化历程,着重剖析CBD发展背后的经济和政策因素。结论显示,CBD的演化是城市转型的空间反映,我国在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CBD的规划和建设,并改变传统的CBD规划思想和现有的城市公共空间开发、管理制度,加快CBD向CAZ的转变。

欧盟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政策走向及其启示

欧盟是世界上R&D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对跨国公司R&D投资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近年来,欧盟各国普遍采取了吸引外国R&D投资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于促进与R&D有关的直接投资政策、采取R&D激励措施和引进科技精英人才3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本国吸引R&D直接投资的综合政策是欧盟从R&D全球化中受益的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