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中国经济绿色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浙江安吉案例

经济绿色发展是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发展内生要素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溯源经济绿色发展的全球背景,发现一些国家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实现环境资源外部效应内部化,有助于走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加快经济绿色化过程;反之,经济、环境与社会政策的非协同困境则延缓经济绿色化进程。以浙江安吉经济绿色发展为代表的中国区域本土实践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绿色转型需要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明确发展内生动力与目标,将价值层面的引导动员与经济运行机制、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创新相结合,以健全生态制度和弘扬生态文化为保障,同步发展城乡绿色经济,从而打通经济与环境间要素阻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绿色化路径。

英国绿带政策演进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英国是最早把绿带政策纳入近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国家,并且随经济、社会、环境形势变化,绿带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永久性特征的政策内涵与实践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英国绿带政策在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目标演进与功能调整启示中国制定城镇化战略和举措要遵循发展规律,统筹考虑城乡利益;绿带政策在防止城市无序蔓延上取得的成效启示中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要做好划定城市边界工作,切实保护优质耕地;绿带政策日益体现的人居意识、生态勃兴趋势启示中国城镇化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下走出绿色空间规划建设管理新路径。

改善营商环境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营商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不单是企业自身因素决定的,而是包括由企业之外的政府、社会、市场、文化等诸多因素构成的总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发展的土壤,是吸引企业集聚的平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

农房确权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

农民住房财产权的确认(简称农房确权)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为下一步农村改革创造前置条件和法律依据。然而,实践中农房确权面临着甄别、处置、配合和实施等各种难题。建议在制度设计上按照"房地一体,先地后房"的原则,对农房进行分类处理,通过收取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明确确权操作流程等措施予以完善。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利用农房确权契机鼓励农村集约节约用地,通过规划指导和建房监管确保新建农房达到确权要求,中央政府推进宅基地流转和农房财产权抵押担保制度改革,使农房确权更具实质意义。

多元主体视角下区镇联动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经济园区(开发区)与乡镇协同发展(简称"区镇联动")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新常态。尽管区镇联动模式有区镇分立、区镇合一、成立功能区域等不同形式,但核心在于实现经济社会收益的帕累托改进,因此必须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行政协调、利益共享、社会共治等关键问题。以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三个领域为突破口探索区镇联动新机制,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重中之重予以保障。

资产收益扶持制度:精准扶贫新探索经济

资产收益扶持制度，主要针对的是自主创收能力受限制的农村贫困人口。目的在于把细碎、分散、沉睡的各种资源要素转化为资产，整合到优势产业平台上，扩展贫困人口生产生存空间，让其享受到优质资源，实现脱贫致富。要充分利用我国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当前有利时机，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建立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强化产业发展、风险防范、产权明晰、平台搭建、机制完善等政策支持，从而实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共同迈进小康社会的目标早日实现。

资产收益扶持制度:精准扶贫新探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三五”期间的脱贫攻坚目标：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在制度安排创新上，“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是中央层面首次提出的政策表述。

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问题与建议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基于市场、产业的集聚功能，发挥社会、个人的主体作用，政府的指导、引导作用，既可以少走弯路，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又可扩大内需，带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当前城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行政管理体制制约协调发展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国家基础设施投入、重大项目安排，一般倾向于中等以上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科研院所、高等教育布局也在主要城市，导致越是层级高的城市拥有的包括行政、资金、人才资源等越多，发展越快，吸纳就业的能力越强，不仅加重了特大城市的人口承载压力，也从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吸引力。中小城市尽管发展冲动强，但由于在基础设施、人才、产业配套等资源约束方面远落后于大城市，因此对高端人才吸引力差，创新人才流失，招商引资困难，发展后劲不足，凝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弱化。大中小城市很难协调发展，“马太效应”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