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探析

中日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也有着难以化解的战略心结,两国缺乏战略互信导致两国间的复合安全困境,钓鱼岛等东海海洋权益争端严重制约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于面临着复杂海上危机形势的中日两国,如何应对中日之间可能发生的海上突发事件已成为新时期实现两国和平发展所必须解决的议题。建构一种科学、合理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对海上危机进行有效的应对就中日两国而言都迫在眉睫。

从海权强国向海权霸主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权战略探析

二战为美国海权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新的空间。参战前,通过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美国为直接卷入战争做了相关海权战略准备。参战后,坚持"欧洲第一"的"猎犬计划"战略,美国与德、日成功开展海权争夺战。二战结束时,美国从海权强国成功转变为世界海权霸主。美国海权霸主地位确立的过程,也是当时美、日两大海权强国激烈较量的过程。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有关国家应以史为鉴,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新时期印度海权战略的确立及其思想根源

新时期印度海权战略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过长期的酝酿与积淀,21世纪初新时期印度海权战略最终确立。它集印度洋"区域控制"和向周边大洋"远洋延伸"为一体,以建立世界级"海权国"为终极目标。新时期印度海权战略有两大思想根源:其一是源于印度地理和历史的强烈海权意识,其二是马汉海权论影响下的潘尼迦海权思想。

南海争端中越、马、印尼三国对华制衡战略的差异性分析

2009年以来,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对华实施的制衡战略包括三种:军事制衡、安全合作和制度制衡。各国实施制衡战略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文章认为,反华民族主义是导致三国实施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的关键原因。越南的反华民族主义较为强烈,具有较高的威胁认知、对抗偏好和动员能力,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反华民族主义较弱,由此导致它们选择了不同的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方式。反华民族主义与领导权诉求相结合,导致了三国在制度制衡上的差异。强烈的领导权诉求使得印尼出于维护地区自主的目的主导制度制衡;而较弱的领导权诉求则使越、马两国可以在制度制衡中扮演"支持者""发起者"和"修正者"等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反华民族主义对各国的制度制衡发挥了重要干预作用。低烈度的反华民族主义强化了印尼对制度制衡的主导,并导致马来西亚选择通过"追随"策略扮演"支持者"。强烈的反华民族主义则使得越南通过"动员"策略扮演"修正者"角色。

雅尔塔格局与战后世界和平

二战确立的雅尔塔格局,尽管存在某些弊病和不足,但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世界格局,其为战后世界和平局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框架性和机制性基础。雅尔塔格局不仅维护了冷战时期的世界和平,而且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发挥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某些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