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主管机关不作为违法及其裁判的实证研究

学界对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正趋向精细化。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细节性的具体法律问题逐步得到重视和深入研究。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具体问题就是如何判断环境资源行政主管机关是否履行了其监督管理职责。通过对相关判例的实证分析,可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用以直接确定环境资源行政主管机关积极作为职责的依据范围应当进一步扩展,相关行政主管机关的职责与职权应当划分清楚;环境资源行政主管机关只要证明其在主观方面不存在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其监督管理职责的故意,在客观方面已经合法地穷尽各种行政管理措施,即使受损的环境资源在检察建议规定的时间内仍没有得到全面恢复,环境资源行政主管机关也不应被认定为存在违法不作为;确认环境资源行政主管机关不作为违法是判定其未积极履职的前提,不应成为一项独立的诉讼请求。

论我国环境法的体系化进路及其展开

在我国环境法典编撰的背景下,环境法的体系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我国环境法体系的构建既要立足于环境法的本质,涵盖现有的环境法律规范;也要具有超前意识和预见能力,为国家环境立法规划提供指导;并且要采取合适标准将环境法律规范进行类型化。基于此,我国环境法体系的构建应以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有机结合为方向,通过问题进路加以展开。环境法的内部体系应当明确环境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基于人之需要的良好生态环境,进而确定由总领性原则加上主体、行为、责任三个领域分支性原则组成的基本原则体系。环境法的外部体系可以将环境法律规范类型化为放累性环境损害防治法、取竭性环境损害防治法和扰乱性环境损害防治法。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补救路径的整合

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实现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补救的法制路径主要有三条,即行政命令路径、政府索赔路径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这三条路径在生态环境损害补救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冲突。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对我国现有的三条生态环境损害补救路径进行整合是一种必然选择。通过对三条路径优点与缺点的比较分析,基于各路径主导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害关联关系以及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类型与补救路径的联系,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补救的法制路径整合应当以行政主体主导的行政命令路径和政府索赔路径为主,社会主体主导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为必要补充,并对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加以完善。

“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解释迷雾及其澄清

从不同的路径解释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的“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要想准确理解我国《宪法》规定之“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含义,必须从以下五个关键问题入手:一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下国家与全民的关系;二是合理解释“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公权力效力;三是合理解释“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为何会产生实践矛盾;四是准确把握自然资源的含义;五是明确自然资源国家主权的含义。因此,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的“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具体体现,意指那些价值重大、决定国民经济命脉、影响国民生计的,作为生产资料的特定(狭义)的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视角下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优化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我国刑法应当为此做出贡献,在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鉴定领域被广泛使用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应当成为加强生态环境刑法保护的有力支撑。但是,在我国污染环境罪的审判实践中,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并没有成为定罪量刑的独立依据,使刑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化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为了在污染环境罪的审判实践中更好地应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损害作为一种独立的定罪量刑因素的作用,我国应当通过规范性刑事法律文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非财产性损害性质,确定严重生态环境损害和特别严重生态环境损害的具体标准,对虚拟治理成本法的使用作适当限制,并在黄河流域污染环境罪的审判实践中加以贯彻落实。

环境标准制定中的利益衡量

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美国联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中利益衡量的立法、司法实践及其理论虽然要求相关环境标准的制定要进行利益衡量,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进行利益衡量。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环境标准的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环境标准制度利益的衡量与确定过程,即如何根据社会公共利益来确定环境标准的制度利益。因此,环境标准制度利益的确定,首先应当依据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利益,其次应当依据国家的发展利益以及部分公众的生存利益,最后考虑的是部分公众的发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