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应对海洋灾害机制变革研究--以江浙海塘修建为例

海塘作为沿海地区防止风暴潮侵袭的主要屏障,自古以来在修筑海塘经费筹集、修建方式与施工管理、修建技术与材料及海塘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同时代烙印。进入近代以后,在中西交流加强和国内社会变迁的影响下,修塘机制逐步开始全面变革,比如,经费筹集呈现出资主体多元化;经费来源和经费形式多样化;海塘修建方式由古代劳役制改为以工代赈;招标方式的出现及工程预算制度的引入,呈现出近代性特点;修建海塘的材料增添了钢筋混凝土的使用;修建技术采用新知识,结合风暴潮活动特点而减缓其冲击力和破坏性;海塘管理机构设置科层化明显加强,并且通过法律形式进行制度化管理。近代江浙海塘修建机制的这些变革,是社会变革投射在海塘上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海洋灾害应对机制变革的丰富内涵。

关注重大理论问题 探索史学演进脉络——陈其泰先生与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

陈其泰先生打破以往纠缠于思想源头或师生门派而"剪不断理还乱"的划分方式,立足中国史学场域,抓住史学特征这一核心,对20世纪中国史学格局予以重新厘定,首次明确提出"三大干流"的观点,并以深厚的理论功底系统考察了三者关系,尤其是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巨大影响。针对学界在"建国后十七年史学"评价问题上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陈先生又率先提出"十七年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但从全局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理论主张,呼吁人们认清实事求是和教条主义两大对立的学风,要继承"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这一思想遗产,而非一味盲目批判。此外,陈先生注重挖掘史学转型中的传统因子,如探寻乾嘉考史与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演进逻辑,揭示唯物史观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发现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生命力等。

中国慈善发展的战略思考:历史与现实

主持人语（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但1949年建国后一度中断长达30年之久。从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至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创立，是中华慈善事业全面复兴的14年。而此后的20年基本上是官办慈善（公募基金会）占主导地位，民办慈善（私募基金会）也悄然兴起。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此后一年不断发生的重大灾害事故，使得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慈善”现象。由于“全民慈善”现象处在转型探索期，一方面是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动慈善事业，甚至有的地区如宁夏海原打造“黄河善谷”，提出了“招商引善”的口号；另一方面是公募和非公募的各种基金会相继成立并按照各自的模式运行，难免会闯入一些与慈善初衷不和谐的因素，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如陈光标高调行善、“巴比”慈善晚宴、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郭关关事件、中华慈善总会发票门、卢美美事件、河南宋基金会事件以及各地的“慈善风暴”等等。这些现象的发生，使慈善一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亦备受人们的拷问——当代中国慈善究竟应当如何发展？

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六大影响

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对近代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生态和国际合作等都产生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生机恢复与社会整合,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民众生存技能,调节财富分配和资金流动减缓社会矛盾,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中外合作互助推动民间外交。

南京政府时期慈善观念向社会救济观念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常把社会救济称为慈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将其分为官办慈善、公办慈善和私办慈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人权观念、政府责任观念和社会连带责任观念的传播,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将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区别开来,并逐步以"社会救济"一词来取代"慈善"表述,将社会救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制度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起,纳入国民政府的民生政策范畴,推进了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中国无史”:梁启超“新史学”的传播策略分析

20世纪初,梁启超、马叙伦等学者围绕中国是否有史所展开的争论,实质上并非派别之分,而是话语之争,双方皆致力于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新史学"典范。"中国无史"这一话语,是梁启超为扩大新史学传播效应所采取的文字策略,与当时的中西文化观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背离倾向。对此,应从"破坏"视角给以合理解释:"无史"等过激话语实为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策略,同时也是戊戌时期"破经"策略的延续。当然,这种过度批判被简约化为宣传口号后,在激进的时代思潮下也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

“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二届华北区域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二届华北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汇集了近年学界关于华北区域前沿性研究成果。学者从灾荒、慈善与地方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态,民间社会与地方治理,抗日战争与根据地立体动员,日本侵华政策与华北沦陷区多面透视等专题进行研讨,具有视角多元化、理论方法跨学科、资料搜集拓展等特点。本次会议将为深化华北区域研究、加快华北区域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做出重要贡献。

大力创新史学史研究基本理念与方法——以《陈其泰史学萃编》的学术风格为中心

陈其泰先生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并形成特有风格。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突出中国历史民族特色"的治史宗旨,发掘实事求是传统的双重内涵,将其升格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他秉承"小切入--大输出"互动式整体视野下发现关键性问题的治学路径,将诸多个案和宏观问题推进到新的研究层次。他将揭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连续性、挖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遗产视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根本落脚点和基本原则,尤其重视考察近代中国史学新旧转型过程中的内在关联,明确反对"中国史学断层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的建构——以刘大年、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为例

“美国侵华史”从“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体系中独立出来并走向兴盛,是在抗战胜利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迎来高峰,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其中,刘大年和卿汝楫的同名著作《美国侵华史》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被赋予了多重使命,既要颠覆民国时期历史书写中的美国形象,又要与美国政界、学界所炮制的“对华友好”论展开斗争,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美国侵华的历史事实,厘定“侵略—反侵略”的历史基调,重塑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尽管这一史学课题因政治需求而产生,但新史料的发掘、新问题的提出以及新视角的开拓等,都推动了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发展。就刘大年和卿汝楫的著作而言,两者在研究范式上均属于早期革命史范式,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的娴熟程度不同,双方所建构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刘著更符合历史实际,卿著则明显存在用史料比附经典作家论断的倾向。

从“神灵中心”到“庙宇中心”的转向——《超越信仰:明清高平关帝庙现象与晋东南乡村社会》的学术特色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视域观察,关公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都无可置疑地占有一席之地。如若将目光聚焦到民间信仰或乡村社会,其重要性则会更加凸显,这从曾经出现的"村村都有关帝庙"的普遍现象中即可明白看出。当关公以庙宇的形式成为乡村组成部分后,就逐渐超越信仰和文化层面。

近二十年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自古以来,我国海洋灾害频发,探讨历史上海洋灾害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先民应对海洋灾害的经验教训,是灾害史和海洋史研究的题中之义。近二十年,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中,有关海洋灾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规律、海洋灾害的影响与应对、海难三大主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未来的研究仍有较大拓展空间,应在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培育新的问题意识,拓宽研究领域,加强海洋本位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沿海风暴潮灾害研究述评

风暴潮灾害是我国最严重的海洋灾害.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沿海风暴潮灾害研究取得显著进展,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横向上,从风暴潮产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到风暴潮灾害的客观特征和预报预警,再到风暴潮灾害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其评估,都有不同程度地推进;在纵向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推广以及数理分析方法的增多,风暴潮灾害研究出现模型化、数字化的趋势,精确性、可靠性得到提升,且催生了一些新的学术热点;在研究视角上,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或从学科本位出发,或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揭示了风暴潮灾害的多元面向. 推进风暴潮灾害数值预报研究,加强人文视野下的风暴潮灾害研究,进一步丰富人们对海洋、海洋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为海洋强国建设服务,是未来值得努力的方向.

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耕耤制度与十八世纪清王朝国家治理的文化策略

在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耕耤典礼作为延续数千年的一项礼仪传统,承载着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十八世纪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清王朝统治者意识到耕耤典礼是中国传统文化连绵不断的一项符号象征,有助于建构文化认同,从而实现国家认同,因此突破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将耕耤典礼纳入到国家祭祀体系,并不断提升其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以此为清王朝的国家治理提供合法依据。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康熙,还是雍正、乾隆,都充分利用耕耤典礼所阐发的勤劳奋斗、天人合一、以德治国、重农固本等民族精神,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进程走向深入,从而为十八世纪盛世局面的出现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敬天勤民:耕耤典礼与十八世纪清王朝治国理念的建构

清代耕耤典礼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礼仪,在18世纪的中国,随着民族、民生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统治者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在吸收借鉴传统耕耤典礼的基础上,围绕“敬天勤民”的治国理念,恢复重建有本朝特色的耕耤典礼。清代重视发挥耕耤典礼的社会教化作用,在利用亲耕仪式塑造圣君形象、培养帝王德行的同时,将其推广至各省府州县各级衙门,耕耤典礼由此演变成为一场全民性的劳动教育仪式,从而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价值规范,并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延续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

民国时期建设救灾思想探析

“建设救灾”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救灾思想,与传统的积极预防论相比,内容更丰富。学界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建设救灾思想,可能由于以往简单地把建设救灾思想等同于积极预防思想。实际上,建设救灾思想是将传统的积极救荒思想与西方传入的救荒思想融合,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提出并付诸于救荒实践的一种新救灾思想。该思想内涵丰富,是防灾工程建设思想、防灾制度建设思想和救荒教育建设思想三位一体,表明中国救荒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不仅重视防灾的工程建设,更将与之相关的防灾制度建设和民众防灾教育思想一起建设,从而使防灾救灾成为一项立体性的综合工程。这种思想提升了社会对防灾各项措施重要性的认识。当然,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建设救灾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有效地普遍地实施,结果灾荒仍旧频发。

清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京师赈恤

清代是传统中国赈恤机制发展、完善、转型的重要时期。京师作为"首善之区",成为清代统治者实施国家治理的理想试验场,京师凭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行政设置,可以充分调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投入赈恤事务,建构起既有京师地方特色,又可以广为推广的国家赈恤机制。清代京师的赈恤思想大致经历了由以救济收养到教养兼施,由国家赈恤为主到国家与地方社会、官方与民间相互补充的历程。清代京师赈恤机制建构的过程作为清代国家治理实践的一种方式,有助于强化清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只有在这一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他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技巧援引西学重建历史编纂理论,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重估和整合,又以超前的学术意识规划学科范围和方向,同时在通史、专史领域进行广泛实践,取得卓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居于承上启下地位,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而且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至深至远。

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的联合与互动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自施政、散而乱等问题,不利于慈善事业发展,也不利于政府管理,因而,统一与联合是慈善组织内在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需要。慈善组织的联合依据所在地域由小到大分为:一市之内相同属性团体的联合和一市之内不同属性团体的联合、一省之内相同属性团体的联合、数省之间相同属性慈善组织的联合。慈善组织在联合及其运行过程中,存在横向互动与纵向互动交错,合作与矛盾相伴的特点,体现了慈善组织互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慈善组织在个体自主性与联合统一性方面的张力。

南京沦陷初期的慈善救助

抗战爆发初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在危难时刻,南京的慈善组织展开了大规模慈善救助行动。它们设立安全区,建立收容所,对难民施米、施粥、施诊、施药、施材、掩埋,谱写了一曲人道主义壮歌。慈善组织行动是残酷环境中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他们捍卫了人性的光辉,也表明在政府功能缺失时,慈善救助也可以弥补不足,实行自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