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视阈下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演进

慈善事业是社会团体、民间人士等志愿进行的服务他人的公益事业,但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社会政策引导和制约。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经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到国家政策的极大影响。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个阶段受到“左”倾思想影响,慈善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伪善”而遭到否定,慈善组织解散或撤销,慈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被迫中断。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家放权和“社会福利社会办”政策指导下,一批基金会次第建立起来,中断了30多年的慈善事业开始复苏。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10年,慈善得以“脱帽加冕”,得到“正名”,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成为主流话语。中央对慈善的作用和评价日渐升高,慈善被纳入到国家制度设计体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慈善事业发展进行支持、鼓励、倡导。第四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慈善事业被赋予重任,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为了加快慈善事业发展,国家废除了慈善组织“双重管理”制度,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系列配套法规条例和办法,慈善事业在法制的保护下加快发展,在未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对铁路运价制定权的维护(1921—1928)——以《九国公约》第五条为中心

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九国公约》,其中第五条规定中国铁路实施平等运价。为了维护铁路运价制定权,北洋政府一再强调中国铁路对外国货物实行相同运价,这为日后中国制定中外不同运价提供了一定的法理依据。此后,北洋政府在国有铁路上对运输的中国货物征收低于外国货物的运价,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列强指责中国违反了《九国公约》第五条的规定,要求中国实施相同运价,并不断提出交涉。但直至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结束,列强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中外围绕《九国公约》第五条的解释展开的争论,实质是中国在华盛顿体系下对铁路运价制定权的维护。

清代道咸年间台风咸雨侵袭台湾地区及其应对探析

清代道咸年间,台湾地区台风咸雨频发,呈现出灾害的突发性和严重的破坏性,造成房屋倒坏、庄稼萎烂、土地损坏、人员伤亡、商哨船沉没,甚至公共设施被冲毁。面对灾害,中央政府坚持“府际合作”的救灾机制,在灾情确认方面,通过各级地方官员对灾情自主勘察,相互配合,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优势和价值功能。在物资筹措上,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受灾地方政府实现物资的就近调拨,提升救灾的效率和水平。在具体措施上,地方政府通过发动民间捐助等措施,实现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合作救治。通过中央政府这一时期的有效治理,台湾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救济效果。这种府际合作的救灾思想,也为今后台湾地区乃至其它地区台风咸雨灾害的救助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守信”与“维权”:中日围绕胶济铁路沿线城镇开埠的交涉(1914—1928)

民国北京政府为收回山东主权,宣言自择胶济铁路沿线适当城镇自开商埠。日本为了继续维持在山东的经贸优势地位,要求中国将胶济铁路沿线八处城镇实施开埠,这超出了中国之前的宣言。为约束日侨与维护国际信誉,外交部同意了日本要求,但山东各界却一再反对实施开埠。日本不断向中国提出交涉,张宗昌就任山东省长后才答应其将两处城镇自开商埠。中日关于胶济铁路沿线城镇开埠问题的交涉,充分体现了中国反对日本侵夺中国商埠权益的努力。